复仇誓言

在天堂的旗帜下

复仇誓言是一项集体宗教誓约,将约瑟·史密斯和海仑·史密斯遇害后的愤怒转化为反复举行的圣殿义务。被告获判无罪后,布里格姆·杨颁布了这项誓言,号召后期圣徒祈求上帝向国家施行复仇,并将这一承诺代代相传。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誓言的内容,也在于它被纳入教会最神圣的仪式之一,并一直留存其中,直到1927年。

无罪判决的起源

1845年5月,九名男子因杀害约瑟·史密斯和海仑·史密斯而被起诉。尽管周围险象环生,审判仍在伊利诺伊州卡西奇举行——目睹杀害事件的使徒约翰·泰勒和威拉德·理查兹因担心遭到杀害,拒绝出庭作证。5月30日,被告被判无罪。后期圣徒早已预料到这一判决,但仍对此感到愤怒;在他们看来,世俗法庭未能伸张正义。

纳府的一家报纸发表社论,以超越人间法庭的审判回应无罪判决。一个月后,在约瑟·史密斯逝世一周年之际,布里格姆·杨公开谴责这一判决,并宣称,为遭杀害的领袖复仇属于上帝及其子民。他指示教会当局颁布正式誓言。这一过程赋予誓言明确的政治和情感起源——它出现在起诉失败之后,并被表述为对教会成员眼中未受惩罚的谋杀所作的神圣回应。

成为仪式的誓言

誓言要求参与者持续祈祷,祈求上天向国家追讨先知的血债,并把同样的承诺教给子女及后代,将这项义务延续至第三代和第四代。它并非只是将怨愤作为记忆保留下来。誓言的措辞将铭记变成一项持续的义务,通过祈祷和家庭教导不断重申这一要求。

教会当局将誓言纳入圣殿恩赐仪式,这是教会最神圣的仪式之一。这一安排赋予誓约制度性效力,使其成为反复举行的宗教实践,而不是仅限于审判刚结束时的回应。将誓言传给后代的承诺,也使这份怨愤超越了亲历约瑟·史密斯遇害的人,延续至后世的后期圣徒。

复仇与相互竞争的权威

誓言形成之际,后期圣徒与非摩门教邻居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无罪判决之后,由利瓦伊·威廉姆斯带领的反摩门教义警焚毁了摩门教徒的住宅和农场;到1845年9月15日,已有四十四处住宅被毁。因此,这项誓言产生于真实报复与社区不安交织的环境之中,不过誓言明言要求的是祈祷和传授誓约,并未指示要实施某项具体杀戮。

其制度背景还包括对外部权力的强烈宗教权威主张。在德撒律,布里格姆·杨坚持认为神的律法高于人的律法;与此同时,由摩门教徒主导的领地议会扩大了地方遗嘱认证法院的权限,其法官和陪审员都与教会关系密切。在这一背景下,誓言诉诸上天而非世俗法庭的判决,表达的不只是悲痛——它将社区对正义的理解置于神圣秩序之中,并允许这一秩序否定民事当局的判决。

移除与公之于众

直到1927年,誓言仍是标准圣殿恩赐仪式的一部分。誓言被移除,是因为其内容泄露给非摩门教媒体,引发政界人士和外邦公众的强烈抗议,其中包括指责誓约具有叛国性质。这场争议揭示了同一实践在不同群体眼中的巨大差异——在圣殿内,它被作为庄严的宗教义务代代传承;在教会之外,其中要求向国家复仇的内容则被视为对政治忠诚的威胁。

因此,复仇誓言的历史交织着仪式、记忆与权威。一次失败的谋杀案审判促成了一项誓约;这项誓约成为神圣仪式的一部分;仪式又将其政治意涵代代保存,直至公开曝光迫使教会将其移除。本书将这段历史置于此后宗教主张与民事法律相互冲突的背景之中,但复仇誓言本身仍是对约瑟·史密斯和海仑·史密斯之死及其后无罪判决所作的、具有明确历史界限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