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废止多重婚姻宣言

1890年废止多重婚姻宣言标志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多妻婚姻原则问题上的官方立场发生决定性变化，但并未使宗教教义、机构政策与实际做法彻底割裂。书中将放弃这一做法描绘为联邦政府施压的结果，并指出高级领袖随后多年暗中认可此事。公开政策与私下许可之间的差距，成为摩门原教旨主义由此汲取力量的历史背景之一。

宣言之前——相互竞争的法律

这份宣言属于一场更漫长的冲突，争论的是哪种权威能够治理宗教生活。在纳府，约瑟·史密斯主持着一座由伊利诺伊州授予特殊权力的神权城市；城市特许状及其民兵使教会权威与民政政府并列，有时也与之发生冲突。后来，在德撒律，布里格姆·杨将多妻婚姻原则视为不受外部干涉的宗教实践，同时坚持神的律法高于人的律法。

犹他领地的地方司法结构强化了这一原则。犹他领地议会扩大了由布里格姆·杨控制的遗嘱认证法院的管辖权；许多法官是摩门教主教，陪审团也大多由教会成员组成。按照书中的叙述，这种安排旨在使教会的法律秩序在与联邦权威发生冲突时占据上风。联邦官员反对由此形成的权力集中；后来，一些官员在遭受骚扰并担心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离开了领地。因此，1890年放弃多妻婚姻原则，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多妻婚姻已不仅是一种家庭安排，更成为宗教管辖权与政治权威的试金石。

正式放弃及其局限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于1890年正式放弃多妻婚姻原则。此处呈现的证据没有复述宣言文本，也未具体说明其条款；但它确立了这项公开变化的重要性，以及随后出现的落差。历史学家迪·迈克尔·奎因认为，教会最高层领袖在正式放弃之后多年仍暗中认可多妻婚姻原则。在他的分析中，这段隐瞒许可的历史并非无关紧要；它助推了一些后期圣徒走向原教旨主义。

在继续实行多妻婚姻原则的社群中，正式政策与宗教实践的差异仍然显而易见。在科罗拉多城，男子通常与一位妻子缔结合法婚姻，而其他妻子则被视为在灵性层面已与其成婚；因此，在州政府眼中，这些女性仍是未婚者。这种安排既保留了宗教婚姻，也对家庭获得公共援助的资格产生实际影响。社群警察局长萨姆·朗迪维护多妻家庭的隐私及其宗教自由主张，尽管多妻婚姻在美国各州和加拿大仍然都是犯罪。这些事例说明了围绕宣言遗产的更广泛冲突，并非宣言本身所规定的条款。

异议与原教旨主义遗产

正式放弃多妻婚姻原则也成为更广泛宗教传统内部的一处分歧焦点。丹·拉弗蒂在研究摩门教历史后得出结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大约在1890年偏离正道，当时威尔福德·伍德拉夫迫于联邦政府压力终止了多妻婚姻教义。他逐渐认为现代教会是欺诈性的，并采取原教旨主义立场，但没有先加入一个既有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他的反应表明，1890年的变化可以被理解为教会背弃原初秩序的证据，而非必要的机构调整。

奎因对这一遗产如何发挥作用提出了不同但相关的解释。他认为，领袖私下延续正式放弃的做法削弱了信任——后来得知这种落差的成员，可能因此走向教会当局试图遏制的原教旨主义。因此，书中将宣言之后的局面呈现为既受教义异议影响，也受机构透明度不充分所带来的后果影响。

预测与机构变化

书中将未来可能恢复多妻婚姻原则的说法视为一项有争议的预测，而非已确定的结果。哈罗德·布鲁姆预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或许有朝一日会重新获得足够的政治与经济力量，从而再次认可这种做法；他认为，否则约瑟·史密斯完整的宗教愿景便无法实现。书中随即对这一预测作出限定——现代教会因放弃多妻婚姻原则而获得了显著发展，其形态也日益受到商业与公共关系而非神学家和先知人物的影响。该教会的年收入估计超过六十亿美元，并已成为犹他州最大的雇主。

因此，宣言的重要性既在于官方政策的变化，也在于与之相连、尚未解决的历史。它没有抹去神的律法高于民法这一早先主张，也没有阻止原教旨主义社群继续实行多妻婚姻原则。相反，公开放弃与暗中认可之间的分歧，长期引发了关于权威、宗教自由，以及忠于教会创立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