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DS禁止与外界及离教者接触
在天堂的旗帜下后期圣徒耶稣基督基要派教会禁止与外界及离教者接触，这项禁令划定了宗教共同体与外界之间、信徒与离开者之间的界限。在科罗拉多城，鲁隆·杰夫斯的权威延伸至公民生活和家庭安排；因此，这项禁令不只是一条有关交谈的规定，还与信息限制、对叛教者的宗教谴责，以及圣职权力对配偶、子女和财产的支配同时发挥作用。迪洛伊·贝特曼离开共同体的经历使其后果具体可见——亲属被禁止与他及其家人交谈，而联合努力计划则试图收回他建造的住所。
共同体周围的边界
科罗拉多城的居民被禁止与联合努力计划之外的任何人接触，其中包括已经离开宗教的家人。这项限制还伴随着禁止看电视和阅读杂志或报纸的规定。这两项禁令既限制人们与外界沟通，也限制他们接触可能提供宗教领袖认可之外视角的信息。
除了正式权威之外，媒体禁令也通过警告和自我约束来执行。迪洛伊·贝特曼描述，有些人会在圣乔治或雪松城购买卫星天线，偷偷看电视。鲁隆·杰夫斯宣讲反对电视，并警告观众会危及自己的灵魂后，人们便会把天线扔进沙漠。迪洛伊说，这种做法可能会停止两三年，之后又会出现秘密安装的天线。他的讲述展现了禁止、隐瞒、公开警告和再次禁止的循环；也区分了共同体的正式规定与成员的私下行为，后者并不总是遵守规定。
接触禁令使这种隔绝带有了个人层面的影响。离开共同体不只是信仰发生变化——继续与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来往，也可能因此违反共同体的规定。在宗教权威深入地方政府和家庭生活的环境中，社会孤立与制度权力彼此强化。
叛教与亲属关系的丧失
迪洛伊在这种信仰中长大，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成员。1996年，他第二任妻子的亲属散布关于他的指控后，鲁隆·杰夫斯召见他，也对他提出指控。迪洛伊平静地告诉这位先知，那些说法并不属实。后来，他认定先知声称自己能够获得神圣知识，却在这件事上未能做到，于是决定离开「工作」，尽管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将发生巨大变化。
后果很快随之而来。迪洛伊没有参加下一次每周圣职会议后，鲁隆·杰夫斯派人带走他的妻子和孩子。按照共同体的教义，妻子和孩子被视为圣职的财产，而非丈夫或父母可以保留的人；先知指示将迪洛伊的家人交给另一个男人。两位妻子都拒绝离开他。他们除三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外，其余子女也都成为叛教者，于是这项针对离开者的规定造成了他直系亲属中大部分人的关系破裂。
接触禁令使这种关系破裂得以延伸至家庭之外并强制执行。仍留在宗教中的亲属被禁止与迪洛伊、他的妻子或他们那些叛教的孩子交谈。他的兄弟戴维住得只有几码之遥，中间隔着一道六英尺高的围栏，却不被允许与他交谈。迪洛伊说，兄弟俩关系格外亲密，因为父亲失去行动能力后，他们曾互相扶持、一起长大。因此，这道围栏不只是一道实体边界——这项规定使亲密的家庭关系也受宗教纪律约束。
宗教谴责与物质压力
相关教义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隔绝，将叛教者置于格外蒙羞的地位。2000年7月16日的一场讲道中，鲁隆·杰夫斯的儿子和指定继承人沃伦·杰夫斯称叛教者是世上最黑暗的人之一，也是魔鬼的工具。书中的叙述将这种谴责与规定所破坏的普通人际关系并置——迪洛伊的妻子选择留在他身边，而子女宗教身份的改变则发生在父母作出决定之后。
物质保障也可能取决于同一批权威。迪洛伊建造并付清了大房子的费用，但联合努力计划拥有科罗拉多城界内的全部土地，包括房屋所在的地块。他离开后，鲁隆·杰夫斯和联合努力计划采取法律行动，试图收回房屋，并试图将他驱逐出镇。此事表明，接触禁令属于一个更广泛的体系——离开可能不仅导致与仍虔诚信教的亲属疏远，也会引发对住所的争夺。
其他案例与更广泛的体系
鲁比·杰索普的经历说明，家庭处境使人受共同体权威支配时，他们可能十分脆弱。十四岁时，她被人看到与一名男孩接吻，随后被迫嫁给一名年长亲属，婚礼由沃伦·杰夫斯主持。她后来试图逃到一位愿意帮助她的兄弟身边。2001年5月，据称有人以虚假承诺将她从兄弟家中带走，并送到继父弗雷德·杰索普家中；弗雷德是教会高级官员。
已经离开科罗拉多城的鲁比的姐姐弗洛拉·杰索普向县警长报告了此事。一名副警长前往镇上，却接受了教会领袖关于鲁比在度假的说法，随后离开。弗洛拉继续要求介入后，犹他州儿童与家庭服务部安排她在圣乔治与一名社工会面。鲁比在一名据称参与带走她的人在场时接受询问，她说一切都好，之后便被送回信仰共同体成员身边。她后来生下一个孩子；书中称，自2001年夏天以来，科罗拉多城以外便再没有人听到她的消息。这些情况表明，前成员试图帮助亲属时，可能遭遇共同体权威，而外部机构的应对也可能不足。
书中将这类案例置于一种等级体系之下——只有男性拥有圣职和教会权威，只有先知能够获得治理信徒的启示，而服从则被描述为通往信仰的途径。在后期圣徒耶稣基督基要派教会中，这些安排被推向了尤为严格的极端。接触禁令是这一结构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规定——它限制与外界的联系，将离开共同体标记为背叛，并帮助领袖继续掌控家庭归属和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