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

法国人在第一人类的历史中是一股重要的集体力量——他们的怀疑精神与创造性智慧本可抑制政治浪漫主义，然而他们对法国的依恋却一再限制了自己的判断力。他们与英格兰的冲突摧毁了两国维持昔日影响力的能力，而随之而来的法国文化衰落，使欧洲更无力抵御那些将其推向进一步灾难的力量。

民族性格与历史地位

法国人在这段历史中登场，是塑造欧洲的两个性情迥异的民族之一。在对欧洲战争的叙述中，拉丁法国与北欧德国之间的真实差异，与涉及英格兰的竞争以及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姿态交织在一起，导致世界分裂。然而，任何一方都不能宣称自己在原则上有别于另一方——双方都犯下残暴行径，也都表现出英勇与慷慨。因此，法国人置身于这样一段历史之中——民族自我形象掩盖了一个共同的无能，即无法控制破坏性的冲动。

他们后来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政治力量，也在于其文化影响的特质。据描述，法国人和英国人比其他西方民族更加怀疑，而他们最有能力的个体也格外善于将冷静判断与创造性智慧结合起来。两者的差异同样重要——法国的国际政策被描述为盲目而狭隘，英国的政策则往往受怯懦所掣肘。法国人的倾向，是把法国当作一种无法置身其外加以审视的尺度。在叙述者看来，这种民族依恋使一种值得赞赏的文化变成了判断力的局限。

从欧洲战争到竞争再起

欧洲战争之后，战败国德国成为和平主义与启蒙思想的堡垒，而战胜国则难以依照自己所宣称的慷慨精神与世界团结行事。法国和英格兰一度表现出友好，但武力冲突再度降临。叙述并未将这一转变描绘成善良一方与有罪一方之间的简单较量，而是将其呈现为一种共同的失败——两个民族都自以为是在捍卫文明。

法国随后在欧洲大陆占据主导地位，使危险进一步加剧。由于可失去的利益甚多，法国表现得傲慢而惶惶不安，和平再次受到扰乱。法国与英格兰之间的长期竞争，最终因一项指控而达到高潮——一名法国非洲士兵袭击了一名英国女子。指控并不属实——谣言背后的事件遭到了歪曲，而且叙述明确判定英国政府有错。英国报纸利用公众对性的关注、部族忠诚和自以为是，煽动人们辱骂法国人，并偶尔对身处英格兰的法国人施以暴力。这场丑闻给法国的军国主义者提供了他们一直寻求的机会。

这场争端也根植于空中力量分布的不平等。法国说服国际联盟限制军用飞机的尺寸，所采取的方式使伦敦处于法国海岸的轻易打击范围之内，却令英格兰难以攻击巴黎。英格兰敦促取消这些限制，而一场要求全面解除空中武装的欧洲运动则日益壮大。法国的和平派势力强大到足以使政府有可能接受裁军；然而，军国主义者急于在这一可能性消失之前发动进攻。因此，这场危机揭示出法国强大的和平派群体与能够利用国际争端的派系之间存在多大距离。

英法战争及其后果

英格兰发出和平讯息后，一架遇险的法国飞机意外抵达伦敦。英国公众面对坠机造成的后果，又听信了歪曲的说法，遂将其解读为蓄意敌对。英格兰派出空军袭击巴黎。第一批炸弹落下时，法国的军国主义政府已经垮台，和平党派掌握了政权。到星期一早晨，巴黎已被彻底摧毁；经过数日战斗与平民苦难后，组织更完善的英国空军阻止了法国飞机起飞。然而，英格兰遭受的破坏太过严重，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两国城市均陷入混乱，饥荒、动荡与疾病使战斗停止。

这两个敌对国家遭受重创，已无力继续彼此仇恨。双方都严重依赖外部援助，国际联盟暂时接管了对两国的管理。与欧洲战争后的和解不同，这次重建没有带来赔款，也没有通过竞争性联盟寻求安全。法国人与英国人携手合作，不仅重建自己的国家，也帮助对方重建。这一变化发生在民族组织瓦解、和平主义和反民族主义的工党崛起，以及国际联盟调查并公布战争起因之后。真相使双方交战者得以看清自己，也让更广阔的世界看清他们。

叙述者认为，这场战争的爆发具有持久的历史影响，因为它的起因与后果严重不成比例。一次误判或仪器故障，使法国飞行员在英格兰发出和平讯息后迷失航向。若无这场意外，战争或许能够避免，并能在精神能力更广泛衰退之前增强团结运动。相反，毁灭性的打击虽使爱国主义暂时消退，却未能恢复欧洲所需的文化力量。这一事件构成一道转折点，连接着国际团结尚存的不确定机会与一个日益受猜疑支配的历史。

文化衰落与深远意义

这场失败所损害的不仅是法国的军事力量。尽管远方的观察者看来，这场冲突似乎微不足道，但法国人与英国人曾帮助欧洲思想保持克制与清晰。他们的缺点促成了西方文明的毁灭，但与这两个民族相关联的怀疑精神和创造性智慧，也曾是抑制不加批判的浪漫主义所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战争过后，这种影响力减弱了。英格兰失去了一部分使人保持清醒的作用，却没有经历法国所被归因的狂乱；相比之下，法国的文化生活则遭受了严重削弱。

这段叙述将这种衰退与一种较早存在的弱点联系起来。法国人过度珍视法国精神，以至于将其他国家视为蛮族。这种爱国之情非但不是稳固的文化自信来源，反而成为自我欺骗的根源，并助长了它所赞颂的文化走向瓦解。在整个欧洲，法国和英国影响力的丧失，使其他意识形态力量更少受到批判性审视。因此，在第一人类更长远的历史中，法国人既体现了一种可能帮助群体作出更清醒判断的资源，也体现了这种资源的失败——本可抑制民族激情的怀疑精神，最终被一种使人难以诚实看待自身国家的忠诚所压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