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亚莫·费罗

普里阿莫·费罗是泪水圣母堂年迈而不肯妥协的堂区神父。他坚持不懈，使这座面临威胁的教堂得以继续使用；他主持弥撒，也为堂区居民提供慰藉的庇护所。起初，他被描绘成阻挠洛伦佐·夸尔特调查的敌对人物，但后来逐渐显露出与上级所说的顽固乡下神职人员形象截然不同的一面——他孤独而祈祷无应的经历，展现了一个曾质疑信仰、却没有放弃对仍然依靠信仰之人的责任的人。

身份与背景

费罗的大部分神职生涯都在上阿拉贡的一座偏远村庄度过。据阿基利诺·科尔沃大主教说，他从二十多岁起在那里任职，直到五十四岁；他眼看着教众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最后连堂区也不复存在。此后，他在泪水圣母堂任职十年。科尔沃把他描绘成缺乏文化、狂热、反动，并且无法分清个人信念与周遭世界的人；主教尤其不满费罗无视牧灵指示和纪律要求。这番说法显然受到教会内部争端的影响，但也指出了夸尔特到来时费罗所表现出的不妥协性格。

费罗的外表进一步凸显了官方尊严与物质困窘之间的反差。他的头发剪得粗陋，脸上留有旧伤疤，神父服也已磨损——弥撒期间，一件褪色的祭披下露出一件肮脏的旧长袍和未经擦亮的鞋子。然而，礼仪改变了人们看待他的方式。当他俯身于祭坛前诵念古老祷文时，夸尔特意识到，神父身上显露出一种威仪，而这正是他寒酸的衣着所掩盖的。

教堂与周四弥撒义务

费罗的日常工作带有直接的法律和制度后果。一项于1687年授予的古老特权规定，只要每周四在泪水圣母堂为教堂施主加斯帕·布鲁纳·德·莱布里哈的灵魂举行弥撒，该堂便保有其权利。这项义务纪念布鲁纳于1709年一个周四去世。费罗所做的不止是满足最低条件——他每天早上八点举行弥撒，周日和节庆日则举行两次。

周四的弥撒使虔敬实践成了被监视的对象。大主教派来的使者，以及佩恩乔·加维拉付钱雇来的公证人，坐在后排长椅上，留意任何违规或疏漏，好为教堂世俗化和拆除扫清道路。教堂经费不足，堂区无力负担持续不断的修缮；费罗和马卡雷娜·布鲁纳所拥有的，几乎只够维持生活。因此，教堂能否受到保护，部分取决于是否严格履行一项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条件，而不仅仅取决于当局是否愿意保留它。

夸尔特的到来与两人理解的变化

夸尔特第一次在教堂里接近费罗时，费罗已站在他身旁；门口的强光逐渐被建筑内部的昏暗取代。夸尔特自报姓名，向他伸出手。费罗拒绝握手，并说自己没什么可与他谈的。夸尔特解释说，自己是奉对外事务研究所之命而来，并出示一封由国务秘书处写给神父的信作为凭证。费罗连信都没看，便把它撕成两半，并称这些凭证无关紧要。

夸尔特答道，教堂属于他们，而不只是属于费罗。神父停下来，瞥了一眼地上的碎纸，然后也否定了夸尔特的主张，转身走向圣器室。他们的初次交锋让教堂的所有权和权威仿佛与两人之间的私人敌意密不可分。夸尔特奉命查明一条讯息的作者并向罗马汇报；费罗却把这名使者视为闯入者，认为他的凭证不足以换取自己的合作。

两人的猜疑在观测室开始消退。观测室位于布鲁纳家族宅邸的一座塔楼里，那里曾是鸽舍，后来由马卡雷娜的祖父路易斯·布鲁纳改建为天文观测室。经公爵夫人许可，费罗如今在那里工作。这间位于天地之间的房间，短暂地为两位神父提供了一处中立之地。夸尔特察觉到两人之间出现了难得的同袍之情——他们像是孤军奋战的士兵，在敌对的战场上认出了彼此。这种转变没有消除分歧，却让相互理解成为可能。

孤独、信仰与弥撒的意义

费罗告诉夸尔特，年轻时他读过从苏格拉底到圣奥古斯丁的古代哲学，却所剩无几，只留下苦乐交织的忧郁和幻灭感。他说，六十四岁时，他知道人会记忆、会恐惧，也会死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天空中寻找上帝，希望能与祂直接对质。在阿拉贡的偏远堂区，他眼看着人们受苦死去，同时觉得自己被主教和身边的人遗忘了。每逢周日，他都会离开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堂，穿过风雪、雨水和泥泞，为那些等待他到来、等着死去的老人施行临终圣事。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费罗一直守在垂死者身旁；他们紧握着他的手，因为他是他们唯一的慰藉。他说，自己曾向上帝说话，却从未得到回应。这番讲述使人无法轻易地把信徒和不信者截然区分开来。他继续牧职，并非因为他声称已经解答了苦难的问题；相反，他的坚持源于对那些需要有人陪伴在侧之人的记忆。

夸尔特在弥撒期间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在理智上持怀疑态度，也鄙视费罗的行事方式，却仍为神父举行礼仪时的庄严所打动。那些举止和话语似乎改变了这位寒酸易怒的乡下神父；当他俯身面对圣体和圣爵时，身上显出片刻的威仪。夸尔特的注意力从上帝是否临在，转向教众的面容——人们注视着费罗的双手，聆听他的声音，在礼仪中找到抵御寒冷的温暖，以及黑暗中的友善之手。在那片寂静中，无论弥撒所许诺的事能否得到证实，它都带来慰藉。

费罗解释说，这就是他守护教堂的原因。无论他自己是否仍有信仰，来找他的人是有信仰的，而他们的需要足以成为泪水圣母堂存在的理由。他把教堂的巴洛克艺术描述为一种由壮观与激情构成的语言——镀金祭坛和雕塑造型，为人们提供值得沉思的体验，而不是一道必须靠辩论掌握的论证。他警告说，过度分析可能会夺走人们的希望，并称真相有时会让人过早死去。夸尔特质疑这种保护所付出的社会代价，把费罗描述中的教堂比作十七世纪的电视。他们的分歧依然存在——堂区确实提供了慰藉，但费罗对慰藉的维护，也令人不禁追问，这是否会使人们远离真相。

纪律、调查与叙事作用

科尔沃告诉夸尔特，他曾考虑暂停费罗的职务，但已请求罗马批准，程序进展缓慢。大主教把冲突界定为纪律问题，而非权威问题——尽管费罗无视他的牧函，他也不能仅凭意愿阻止神父举行弥撒。另一项制度压力来自1687年特权，因为它使周四弥撒的继续举行成为拆除教堂的实际障碍。教会法、地方惯例和受威胁的地产因此都与费罗的日常安排交织在一起。

后来，科尔沃与佩恩乔·加维拉和银行家奥克塔维奥·马丘卡讨论调查时，坚持认为夸尔特的任务是向罗马提供专业情报，而不是直接对付费罗。夸尔特收集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纪律处分；大主教说，地方教区受教会程序约束。这场争端揭示了责任如何在罗马、大主教和调查员之间相互推卸，而费罗仍是那个以每日惯例维持教堂法律保护的人。

夸尔特还向费罗提起他过去一桩尚未查明的事情——据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蒙特格里福的人曾说，费罗把原先阿拉贡堂区的一幅祭坛屏卖给了他。费罗确认自己记得蒙特格里福，但现有对话并未证实那幅祭坛屏后来如何处置，也没有交代费罗对此事的说法。因此，在听到神父本人的版本之前，夸尔特不愿把这项指控写进报告，指控仍然悬而未决。

夸尔特在教堂告解室里发现一具藏在蓝色帆布下的尸体后，费罗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露出的那只手掌心朝上，伤口从手腕一直延伸到食指。夸尔特询问死者是谁；在随后的谈话中，这一发现使人担心，在罗马收到夸尔特的报告之前，费罗就可能遭到拘押。夸尔特仔细权衡相互冲突的要求——教会应当为费罗找一位好律师，在证据证明他有罪之前维护他的清白；但如果罪责昭然若揭，教会就应协助世俗司法。现有片段没有说明费罗最终的命运，也没有解决谋杀案。故事让他悬置于他所守护的教堂、试图管束他的当局，以及一个尚未解答的道德问题之间——保护究竟能做到哪一步，才不会变成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