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班达
《傅科摆》翁班达被描绘为一种非裔巴西宗教实践,以仪式性附身、音乐、舞蹈以及与亡灵接触为核心。在巴西,它不只是意识形态辩论或神秘学臆测的对象——它属于那些因迁徙而失去故土者的生活与记忆,并成为一种令卡索邦和阿姆帕罗不安的身体体验。小说在人物试图用彼此竞争的宗教、历史和秘密知识理论解释仪式之际,仍将仪式的社会背景及参与者置于视野之中。
宗教与社会背景
围绕阿姆帕罗同志们展开的讨论,将翁班达置于本土宗教之列;在北方与工业化南方之间往返迁徙的周期中,这些宗教吸引着来到大城市的人们。许多移民被剥夺了依靠,可能滞留在城市里,加入召唤灵体和非洲神祇的宗教团体。阿姆帕罗的马克思主义同志们无法就这类崇拜意味着什么达成一致。有些人将其视为回归文化根源、抵抗白人世界的方式;另一些人认为它是压制革命潜能的鸦片;还有一些人称其为白人、原住民和黑人文化的混合,却对这种混合有何目的意见不一。
阿姆帕罗的立场最为绝对——宗教是鸦片,而伪部落崇拜更糟。然而,她与巴西文化生活的关系又使这一判断变得复杂。她参加桑巴学校,随着鼓声和舞者起舞,同时又谴责狂欢节和对足球的狂热,认为它们是令人陷入狂喜的消遣。她的身体依恋着她所批判的世界,因此无法将她的立场简化为一套定型的意识形态说辞。因此,翁班达及相关实践在小说中出现于更广泛的张力之中——一边是政治解释,一边是即使对那些在理智上拒斥它们的人仍具有强大力量的归属形式。
灵体与翁班达仪式的运作
阿列区分了翁班达仪式与坎东布雷仪式。在他向卡索邦和阿姆帕罗所作的讲述中,坎东布雷的入门者被奥里沙神祇附身,而翁班达参与者则被亡者之灵(埃贡)以及埃舒和他的伴侣庞巴·吉拉附身。他将埃舒描述为与恶作剧和玩笑有关的约鲁巴神祇,同时又把他比作美洲原住民神话中的诡计神。这样的比较使跨文化相似性成为阿列解释的一部分,但仪式并未被描绘成将相同的存在简单地合并起来。
阿列称,参与干预的亡灵包括黑人祖灵(普雷图斯·韦柳斯)和原住民灵体(卡博克洛斯)。黑人祖灵被描述为在驱逐迁徙期间引导族人的非洲长者智者;刚果王和奥古斯蒂尼奥神父等形象,体现了对奴隶制某一阶段的记忆,那时黑人被当作家庭成员对待。相比之下,原住民灵体是与原始自然的纯洁性相关的印第安人灵体。按阿列的说法,非洲奥里沙神祇仍处于背景中,与天主教圣徒融合;带来附身的则是那些参与干预的灵体。灵媒,也就是“马”,在更高存在进入时失去自我意识,持续舞蹈,直到那存在离去,随后感到自己得到洗涤和净化。
翁班达仪式的场地使这些解释有了物质和社会的形态。大厅里有供“马”舞蹈的区域、栏杆后方的祭坛,以及摆放鼓乐器“阿塔巴克”的平台。信徒和好奇的访客、黑人和白人聚集一堂;祭坛周围立着黑人祖灵和原住民灵体的塑像,旁边还有天主教圣徒像。场内看不到奥里沙神祇,但卡索邦感到他们存在于人群和场地之中。圣父祭司接待信众,用雪茄烟熏香他们,为他们祝福,并奉上酒;卡索邦跪下饮酒,才发现那是杜波内酒。鼓声和献给埃舒与庞巴·吉拉的吟唱伴随仪式进行,圣父祭司则挥动香炉,并吟诵献给奥克萨姆和圣母玛利亚的祷文。于是,这个仪式场景将非洲源流的灵体与实践、天主教形式及现代城市参与者汇聚在一起,同时没有抹去它们之间的差异。
恍惚、参与与阿姆帕罗
随着鼓声加快,“马”走到祭坛前方的空间,开始随着仪式歌谣作出反应。卡索邦既观察到体验的多样性,也看到它的限度。一位参加仪式多年的德国心理学家翩翩起舞,却没有进入恍惚状态;她尝试过,但并未被选中。其他参与者则沉浸于某些动作之中,这些动作似乎显露出附身灵体的特征——有些人侧向摆动双手,仿佛正在游泳;另一些人则弯身缓步前行,由使用白亚麻布的坎博内斯挡在前面,隔开人群。叙述将这位心理学家受挫的尝试与其他进入狂喜状态者的不同情形一并记录下来,而没有把聚会描写成所有人反应一致的场合。
阿姆帕罗自身的反应使场景从观察转为个人危机。卡索邦握着她的手臂,感到她双手出汗、身体颤抖;她说自己不舒服,想要离开。到了外面,她把身体不适归咎于食物、气味和炎热。圣父祭司跟了出来,告诉她,她具有灵媒的特质,而且对仪式歌谣反应良好。阿姆帕罗严厉地驳斥了他的解释,坚持说自己只是病了,并要求他别来烦她。她的反应并未判定她是否经历过宗教体验;它所呈现的是仪式权威的说法、她自己的拒绝,以及卡索邦目睹的身体状况之间的冲突。
事后,阿列又提出一种解释。他告诉卡索邦,种族或文化构成无意识的一部分,而阿姆帕罗发现,自己内心已经拒斥的奥里沙神祇仍活在她的子宫里。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认为这种发现是好事,也不赞同附身仪式。在他看来,这一事件证明了文化传承的力量,也说明仪式氛围会降低参与者的警觉。他的解释是小说人物提出的理论,并非叙事权威给出的解释;它与阿姆帕罗的否认以及卡索邦对事发经过的观察并列呈现。
翁班达与秘密知识的局限
阿列区分了附身与入门修行。他把神秘体验者描绘成引人注目的灵媒,神圣力量通过其显现;而入门者所谓的理解则是内在的、渐进的,并且有纪律约束。他将被附身的“马”比作电话或化学试纸——对入门者而言,它是探测或接收信号的工具,但它本身并非掌控运作力量的主人。通过这一区分,阿列得以把翁班达纳入他自己的秘密知识等级体系;在这一体系里,入门者掌控神秘体验者所承受的事物。小说清楚表明,这是他的解释框架,而不是对仪式或参与者毫无争议的说明。
在米兰的一场类似降神会的表演中,这种实践也进入了小说更广泛的阐释模式。一名处于恍惚状态的女子谈到一座神殿、一扇门、力量漩涡、六枚封印、等待一百二十年,以及三十六位隐形者。卡索邦将这些话与阿尔登蒂上校相关的密文联系起来。一直在调查阿尔登蒂失踪案的德·安杰利斯警探,就卡索邦如今记起的细节向他提出质疑,并解释说,警方曾追查到阿尔登蒂与那名灵媒女子一同出现在皮卡特里克斯办公室。这一事件表明,在观察者眼中,被附身者可能成为辨认所谓历史线索的通道;但这并不能证明恍惚状态验证了那些线索。
这一差别至关重要,因为卡索邦后来意识到,三个男人的计划是如何编造出来的——他们用类比把彼此迥异的概念和事件连在一起,反复出现的关联又使这些连接显得可信。翁班达丰富的仪式世界可以按照自身的方式加以观察,但人物把它与其他传统和秘密历史联系起来的冲动,可能会把差异变成包罗一切的阴谋体系中的又一条线索。小说对鼓声、角色、仪式物件、文化记忆及相互冲突的解释的关注,抵制了这种扁平化。翁班达既是故事中一种活生生的宗教实践,也是对观察者能否区分体验与围绕体验构建的理论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