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马县是小说中许多执法史的地方制度背景，但它的边界并不能决定周边地区发生的每一起罪案都由谁调查。在重新调查罗莎安·奥罗斯科谋杀案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关于她死亡地点的假设使案件被认为不属于县警长办公室的常规管辖范围，导致她的家人几十年来一直得不到答案。

县域背景与执法

布莱恩·费洛斯这位凶杀案侦探在皮马县警长办公室接到报告，得知一只狗在瓦伊尔附近发现了人类遗骸。调度中心派巡逻警员前往现场，随后通知法医和犯罪现场调查人员。由于预算受限，周末白班侦探如今改为单独工作，而不再两人一组；布莱恩独自开车前往现场，这一寻常的排班决定也体现了该部门资源有限。

布兰登·沃克本人的职业生涯也与该县息息相关。他曾在警长办公室的凶杀案组工作，后来竞选连任警长但未成功。到2002年4月，他已经退休，和戴安娜·拉德住在图森市附近，基本不再参与相关事务。因此，他重返调查工作既是个人选择，也与机构背景有关——他接手一桩旧案时，并非在职县警员，而是最后机会组织的成员。

管辖权与奥罗斯科案

小说将奥罗斯科案的调查与早先的吉娜·安东尼谋杀案作了对照。吉娜在保留地外遇害，因此案件属于皮马县警长办公室的管辖范围。调查使布兰登找到安德鲁·菲利普·卡莱尔，继而找到加里森·拉德；加里森之死被误判为自杀，而卡莱尔获得了一项布兰登认为过于宽纵的认罪协议。这段经历使布兰登不再信任令人不满的结案结果，尽管奥罗斯科凶杀案并非由他负责。

罗莎安的案件跨越了另一道管辖边界。虽然实际谋杀地点始终没有找到，调查人员却假设她死于保留地，且凶手是原住民。因此，案件应由联邦调查局或当地帕帕戈部落警察部队负责，而非县警长办公室。布兰登回忆，联邦调查局对保留地谋杀案的调查往往流于表面，而部落警察则缺乏训练、设备和经费。他们的调查没有取得有实质意义的结果。因此，在这段历史中，皮马县的重要性部分体现在它的缺席上——案件没有交到布兰登手中，而预期负责处理此案的机构要么装备不足，要么投入不够。

档案、证据与重新调查

多年后，布兰登考虑罗莎安的医疗记录能否帮助厘清事情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一项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资助的研究将塞尔斯印第安卫生服务医院现存的记录录入计算机，用于研究寿命并追踪死因；这些记录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这项研究建立的档案帮助医院得以设立透析中心，也意味着罗莎安1970年7月接受阑尾切除手术的记录或许仍能调取。然而，有记录并不保证能够查阅——布兰登预计，若由一名前白人警员自行提出请求，对方只会礼貌地拒绝。他希望罗莎安的母亲艾玛·奥罗斯科遇到的阻力会小一些。

重新展开的调查也检验了迅速获取信息与妥善保存证据、确保其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之间的区别。艾玛和家人没有等待部落许可，便秘密掘出罗莎安女儿的遗骸。布兰登明白，这样做虽能推动调查，却损害了证据链；他不是宣誓执法人员，因此在帮助幸存者与争取取得经得起问责的法律结果之间进退两难。由此，皮马县的调查体系与保留地的治理和惯例相互交会，却并未将其纳入自身体系。

更广阔的调查地理范围

与该县相关的案件调查并不局限于一个地方现场。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比对发现，在一个装有肢解遗骸的垃圾袋内提取的指纹，与三年前在州际八号公路休息区附近发现的指纹相符；该地点远在皮马县的直接范围之外。身份不明的死者是一名十三至十五岁的女孩。对布莱恩而言，这一比对结果使地方凶杀案调查有可能关联起不同案件和地点；它也说明，法证档案能够重新开启曾因地理边界和管辖权而彼此分隔的调查线索。

皮马县的职能始终受同样的区隔限制。布兰登警告说，拉里·斯特赖克在墨西哥的人脉可能让他越过边境、逃离追查；布莱恩则指出，墨西哥不会引渡可能面临死刑审判的人。因此，皮马县并非一个仅凭地方执法就能保证案件结果的封闭场域。调查能否推进，取决于机构能力、档案查阅权限、合法的证据处理方式以及跨界合作；小说反复表明，这些条件并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