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八十天环游地球

香港既是英国统治下的重要港口,也是福格旅程中的关键枢纽——他试图把艾娥达安全地托付给亲属,而菲克则把这里视为逮捕他的最后机会。繁忙的港口似乎船只往来频繁,但一艘轮船的启航时间,却让这座岛屿成了一个陷阱,迫使福格临时设法应对。

岛屿、港口与殖民地环境

香港被描述为位于珠江口的一座岛屿,距离葡萄牙人城镇澳门约六十英里。1842年战争结束后,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取得了香港。英国的殖民统治使它成为一座重要城市和优良港口;在对华贸易方面,它的商业发展已超过澳门——如今,中国货物的运输大多经由香港。

这座城市的建成环境使殖民权力显得具体可见。船坞、医院、码头、哥特式大教堂、政府大楼和碎石铺面的街道,使这片殖民地在叙述者的比照中,仿佛是从世界另一端搬来的肯特郡或萨里郡城镇。这种相似并未取代它的地理位置和商业面貌——香港既是由英国管理的城市中心,也是面向中国海域的港口。

路路通在城中的漫步,从旅人的视角呈现了这种混杂景象。他看见轿子和来来往往的中国人、日本人及欧洲人;在维多利亚港,各国船只挤在一起,其中有军舰和商船、中国和日本船只,以及欧洲船只。他认为香港与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加坡相似,因为这些地方都显露出英国的优势地位。这种比较让他通过反复出现的城市迹象看出殖民权力,而港口里众多的船只和各色人群,则展现出更为复杂的商业与文化接触地带。

一次短暂的相遇也表明,陌生的城市习俗如何成为旅人观察的素材。在一家理发店里,路路通得知,他注意到的那些穿黄色衣服的老人至少已有八十岁,而且到了这个年纪便获准穿着帝王之色。他觉得这一习俗颇为有趣,虽然说不清缘由。这一幕通过他有限而滑稽的反应呈现当地做法——香港不只是中途停靠之地,也是一个让旅人把陌生细节转化为旅行叙事的地方。

追捕汇聚香港

对菲克来说,香港不仅仅是又一个停靠点。在孟买和加尔各答都未能逮捕福格之后,他希望逮捕令能送到香港。这里是福格行程中最后一块英国领土;再往前便是中国、日本和美国,而菲克相信嫌疑人在那里几乎肯定能找到庇护。在香港,他可以逮捕福格并将他交给当地警方。一旦离开这座岛屿,普通逮捕令便不再够用——届时需要引渡令,而这会带来延误和阻碍,可能让逃犯脱身。

因此,菲克把逮捕令是否送达视为一道期限。他已安排一旦逮捕令到达,便转送香港;如果没有送到,他则考虑如何阻止福格离开。一种办法是向路路通吐露实情,说服这名仆人相信主人是罪犯;但菲克担心路路通可能会警告福格,破坏计划。岛屿集中了侦探的希望,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狭窄的法律与地理窗口,而不是因为他的追捕变得更加有把握。

福格为艾娥达安排的计划

卡纳蒂克号定于次日早晨五点离开香港,福格有十六个小时处理自己的事务。他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艾娥达得到妥善安置,并能安全地与她富有的亲属团聚。上岸后,他乘轿子带她去俱乐部酒店,安排好房间,确保她衣食无缺,然后出发寻找她的表亲吉吉。他叮嘱路路通留在酒店,以免艾娥达完全无人陪伴。

福格前往交易所寻找吉吉,原以为这样一位富有而显赫的帕西商人在那里必定无人不知。一名经纪人告诉他,吉吉两年前便离开中国,带着巨额财富退休并定居欧洲,很可能在荷兰;他曾在那里经手大部分贸易。福格回到酒店,将打听到的情况告诉艾娥达。她沉思片刻后问自己该怎么办;福格回答说,她应该继续前往欧洲。寻找亲属未果,使他立刻改变了计划——不再把她安置在香港的亲属家中,而是继续带她同行,但她最终要去哪里仍未确定。

错过轮船与临时启程

原定启航时间发生变化,使香港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菲克听说卡纳蒂克号的修理已经完成,而且它提前十二小时、未作通知便已离港;他因此认为福格和艾娥达只得等一周才有下一艘轮船。这一前景一度似乎为他争取到了所需的时间,足以等逮捕令送达。但福格不接受等上一周。他指出港口里还有其他船只,向艾娥达伸出手臂,便动身前往码头寻找一艘继续前行的船。

福格带着必要时租船的决心寻找了三个小时,但他找到的船只不是正在装货,就是正在卸货,都无法启航。菲克跟在他后面,时而希望延误能绊住福格,时而又担心留不住他。因此,繁忙的港口成了一个讽刺性的场景——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却少有船只可以立即出发;左右一行人选择的不是距离,而是时刻表。

卡纳蒂克号的离港也使路路通与福格、艾娥达分开。菲克把这名仆人诱进鸦片烟馆;路路通醒来后,竭力摆脱麻醉剂的影响,冲向轮船,一路喊着船名。他赶到跳板时,船已经启航,于是倒在船上。次日早晨醒来,他才意识到自己独自在卡纳蒂克号上,主人并不在身边;他没有报告航行时间变更,导致福格和艾娥达错过了这艘船。他也认出了菲克的骗局,并担心福格已经输掉赌约,自己也可能遭到逮捕。

叙事意义

香港让故事中彼此竞争的紧迫事项汇聚一处。福格谨慎地设法保障艾娥达的安危,却遇上不断变化的时刻表;菲克的追捕受制于逮捕令的效力范围,以及香港作为最后一处英国管辖地的地位;路路通的忠诚则被利用,成了促成错过启航的手段。由此造成的延误不只是旅行上的不便。它迫使福格另寻前进之路,同时让路路通留在卡纳蒂克号上,也让菲克继续卷入追捕之中。

对这座城市的描写,也把冒险旅程与塑造旅程的不平等结构联系起来。英国权力体现在香港的机构、街道和商业地位上,而路路通也在自己去过的其他港口认出了相似迹象。同时,港口挤满了来自不同地方的船只和旅人,城市的种种细节也无法被简化为单一的欧洲式样。香港既是殖民交通网络的工具,也是一个密集交错的接触点;旅人的计划、法律认知和观察在此相遇,也在此遭遇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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