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对印度的呈现，与其说着眼于地理，不如说着眼于彼此竞争的帝国权力论述——哈里·阿斯特利将宗教视为治理工具，胡克医生把征服说成道德责任，而阿斯特利对印度纺织品历史的叙述，则揭露了那些言辞背后的经济伤害。

宗教与帝国治理

在与胡克医生交谈时，阿斯特利描述了这样一种做法——英国统治哪个地区，就支持当地的既定宗教；在英格兰支持英格兰教会，在苏格兰支持苏格兰教会，在印度及其他地方则支持当地宗教。他将此说成维持人口可治理状态的实用手段，而非个人信仰。他举出的例子表明，宗教政策是帝国机器的一部分，其价值在于可能带来的稳定，而不在于其真理性。

文明使命

胡克医生为英国统治提出了更为直白的辩护。他声称，盎格鲁-撒克逊人天生最适合治理和教化其他民族，并以种族主义刻板印象描绘不属于这一群体的人。他的论点把暴力说成改良之前的必要步骤——据他说，英国的军事力量使其能够击败抵抗英国权威的统治者。印度在这番话中成为一个被纳入宽泛帝国主张的领土，而不是一个其人民能够为自己发声的地方。与阿斯特利的对照意味鲜明——阿斯特利对利用宗教维持统治持犬儒态度，胡克则用道德责任的说辞粉饰支配。

纺织品与自由贸易的代价

阿斯特利通过印度布料的历史，更具体地描述了英国权力。他说，印度织工曾生产棉布和细薄棉纱布，其品质受到赞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英国商人最初将法国竞争者排除在印度市场之外；后来，英国工厂能够用机器生产更便宜的布料后，英国政策转而谋求取得印度原料，并阻止其他人购买印度布料。阿斯特利引用了一位由英国任命的总督所作的报告，称达卡平原遍布织工的骸骨。这一意象将对自由贸易的抽象辩护转化为人类遭受后果的记录——商业政策帮助挤垮了那些凭借自身技艺使印度纺织品具有价值的生产者。

叙事意义

印度的几次出现揭示了帝国的自我描述与其实际行径之间的差距。胡克以善意教化的言辞把征服说成保护，而阿斯特利的例子则将治理和贸易与维持英国权力、毁掉印度工人联系起来。因此，这部小说让印度成为其帝国论辩中的关键一环——同一种声称带来秩序的统治，也可能强加文化等级，并重整生产，以利于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