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勒姆学堂

萨勒姆学堂是大卫·科波菲尔童年时家中变得充满敌意后被送去的寄宿学校，在那里，惩罚既施加于肉体，也公然示众。假期时空荡荡的校园、阴沉的教室，以及把大卫标成咬人者的告示，都使学校在克里克尔先生开始真正施行管教之前，就已显得是个孤立之地。然而，大卫后来的回忆让最初的印象变得复杂——学校也是他与斯蒂福思和特拉德尔斯结交的地方，那里的记忆在成年后重现时，既带着眷恋，也带着愤怒。

抵达学校与校园环境

默德斯通夫妇已经改变了大卫在家中接受教育的方式。尽管名义上由母亲主持他的功课，爱德华·默德斯通和简·默德斯通却始终在场，借此强加大卫所说的被误称为“坚定”的管教。他记得，母子独处时，自己既愿意学习，也有能力学习，甚至曾坐在母亲膝上开始学字母；而在新的安排下，功课成了另一种控制手段。送他去寄宿学校的事曾被提起，但萨勒姆学堂进入他的生活时，这件事尚未作出决定。

梅尔先生表明自己是萨勒姆学堂的一位教师，并带大卫去了那里。学校被高高的砖墙围住；门口刻着“萨勒姆学堂”的名字，一个装着木腿、态度粗暴的人透过栅栏打量来客，随后才打开大门。里面的方形砖楼带有侧翼，看起来空荡而未加布置。起初，寂静让大卫以为男孩们都出去了。梅尔先生解释说，现在是假期——学生们都回了家，校主克里克尔先生正与克里克尔太太和克里克尔小姐在海边度假，而大卫因自己的过错，在他们不在时被送到了学校。

教室让这项惩罚更像是遭到遗弃。大卫记得屋里有三排长桌、六排长凳，挂帽子和石板的钉子遍布四周。肮脏的地板上散落着练字本和习题的碎片；桌上放着养蚕的盒子。主人留下的两只白鼠在纸板和铁丝搭成的城堡里跑来跑去，而笼中之鸟除了在低低的栖木上跳动，几乎无事可做。大卫回忆起屋里的陈腐气味和荒凉景象。在这空荡荡的环境中，小动物受困的处境映照出大卫自身的无助，却没有让房间沦为单纯的象征——它们是具体的迹象，表明学校里的孩子已经离去，只剩一个孩子孤零零地留在那里。

告示牌与克里克尔先生的管教

梅尔先生离开时，大卫在一张桌上发现一块字迹工整的硬纸告示牌，上面写着：“照看好他，他会咬人。”起初，他看到这句话时，并未明白它是在说自己。梅尔先生解释，那不是警告人们提防一条狗，而是要把告示牌挂在大卫背上。尽管他带着歉意，还是像给大卫背上背包一样把牌子系好。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背着这个标签，于是，童年时一次反抗行为被学校转化为一种公开强加给他的身份。

在大卫正式作为学生被接收之前，这个标签已经使他蒙受羞辱。假期期间，他一直处在他人监管之下，每天与梅尔先生做很长时间的功课，并在功课前后绕着校园散步。他的回忆定格在潮湿的环境、开裂的绿色石板、漏水的水桶和褪色的树木上；他与梅尔先生在空荡荡的长餐厅尽头吃饭，大卫用锡壶喝茶，老师则用蓝色茶杯。这样的细节使学校日常生活呈现为一连串的禁闭、劳作与隔离，而不只是抽象地令人不快的童年记忆。

克里克尔先生回来后，大卫被叫到他面前。克里克尔称大卫是那个该被锉掉牙齿的男孩，命令他转过身去。第二天，学校生活才真正开始。大卫记得，克里克尔一出现在门口，教室里喧闹的人声便沉寂下来；他打量男孩们的样子，仿佛他们都是俘虏。随后，他借大卫背上的告示牌为由惩罚他——克里克尔说自己也以咬人出名，亮出手杖，一再抽打大卫，同时问他这颗牙是尖的还是深的。大卫很快便哭了起来。这种管教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意义的纠正和教导；手杖让校长的权力直接作用于大卫的身体，而“咬人”的说法则把大卫身上的标签变成了嘲弄。

克里克尔先生的严厉也决定了告示牌能起什么作用。由于斯蒂福思庇护大卫，其他男孩不敢招惹他，但这并不能保护他免受克里克尔的伤害。克里克尔从大卫的座位后面经过、想要打他时，告示牌碍了事，于是被取了下来；大卫被迫展示牌子的处境就此结束，挨打却并未停止。这一区别意味深长——标签可以摘掉，但维持学校制度的权威和肉体惩罚依然存在。

同学、庇护与记忆中的生活

直到J.斯蒂福思到来，大卫才被正式视为萨勒姆学堂的学生。斯蒂福思年纪较大，英俊出众，而且以学识渊博闻名。他在操场的棚子底下查看大卫所受的惩罚，称之为“真是太不像话了”。大卫因此对他心生崇拜。斯蒂福思的庇护让大卫在男孩们中间获得了一些安全感，尽管这并未挑战校长的暴力；在大卫遭受更严厉的对待后，斯蒂福思鼓励他说，他需要更有勇气，还说自己绝不会忍受那种待遇。大卫将这视为善意，这一判断既体现了他对朋友的需要，也显示了斯蒂福思的影响力。

学校的惩罚也落在其他学生身上。特拉德尔斯后来回忆说，他曾因哭诉梅尔先生的遭遇而挨鞭子。成年后，他和大卫回忆起卧室里的夜晚、一起吃的晚餐，以及大卫当年讲过的故事。特拉德尔斯还记得自己画骷髅、制作纸模型大象窝来关苍蝇；在遭受恶劣对待时，这些小小的创造活动曾帮助他安慰自己。大卫在回忆的乐趣之外也看见了伤害——特拉德尔斯带着幽默回顾往事，说自己想再见见克里克尔时，大卫坚持认为校长待他如同恶棍。特拉德尔斯承认克里克尔或许确实如此，但又说那一切早已过去。他们的交谈同时保留了两种态度——特拉德尔斯仍能记起玩乐，并对往事一笑置之；大卫则始终清楚地认识到学校曾对他做过什么。

萨勒姆学堂通过在那里结识的人和形成的记忆，持续存在于大卫后来的生活中。一次较晚的聚会上，听到特拉德尔斯的名字，便使大卫想起那个画骷髅的男孩。他们成年后的友谊仍带着早年同窗情谊的印记，包括特拉德尔斯的绘画，以及他忍受虐待的种种方式。后来，大卫和斯蒂福思也一同谈起特拉德尔斯和他们从前在学校的日子。因此，萨勒姆学堂并非大卫离开后便消失的一段经历——它提供了大卫借以衡量忠诚、苦难，以及童年经历与成年回忆之间距离的记忆场景。

学校与制度权威

大卫以成年后的视角叙述往事，使萨勒姆学堂成为小说更广泛关注的一部分——制度如何对待弱者。他记得自己十岁时敏锐而敏感，却说在他成为默德斯通与格林比商号的童工之前，没有人替他说过一句话。后来的遭遇使学校经历成为一连串童年受困处境的一环——在家中，权威以“坚定”之名强加于他；在学校里，克里克尔的管教变成公开的嘲弄与殴打。这些叙述并未把萨勒姆学堂写成一场孤立的不幸，仿佛它与支配大卫生活的成年人和各项安排毫无关系。

大卫和特拉德尔斯后来探访那座规模宏大、坚固森严、由克里克尔掌权的监狱时，这种对比变得更加鲜明。走近监狱时，大卫想到建造监狱花费的钱，并设想——如果有人提议拿出一半这笔钱，为年轻人办一所工业学校，或为值得照料的老人设立一处庇护所，公众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这段叙述并未说萨勒姆学堂后来变成了监狱；相反，昔日校长在监狱中掌握的权力，将大卫记忆中的学校与后来的制度场所联系起来。大卫的比较将童年记忆转化为社会批评——社会能够投入巨额公共资源来实施禁闭，却把照料和教育年轻人这一替代选择搁置一旁。因此，萨勒姆学堂既是一个具体的、充满恐惧与友情的地方，也是小说借以考察管教、忽视和制度权力用途的早期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