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

艾滋病在日记中反复出现，既是一项公共事业，也是一种扰乱日常社交往来的私人现实。筹款活动吸引名人和摄影师，而疾病改变友谊、引发悲痛，并成为令人不愿面对的宣传话题。这些条目并未提供医学方面的叙述；它们展现的是日记作者周围的人如何通过患者、传闻、死亡以及充满压力的关怀话语接触艾滋病。

筹款与公共盛况

在卡尔文·克莱因于雅各布·贾维茨会展中心组织的一场艾滋病慈善活动上，人们计划将一张大照片分段拼合，预计伊丽莎白·泰勒和许多其他名人都会参与。时装技术学院和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学生也来到这座巨大的场馆。计划中的合影和聚会使这场活动成为引人注目的公开募捐活动；活动的规模既取决于名人的到场，也取决于其公益主题。

然而，这场盛况并未让疾病显得遥远。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男孩也在场，人们说他患有艾滋病；日记记下了他不被允许上学一事。日记作者还与另一名自称艾滋病患者的年轻人交谈。这次相遇使慈善活动欢庆的氛围难以维持——人群、计划中的合影和显而易见的疾病迹象占据着同一空间。日记记录了不知该说什么的尴尬，而没有用现成的同情之辞来化解这种尴尬。

伊丽莎白·泰勒到场后，现场又发生了变化。人们蜂拥围住她，摄影师挤到她身边；他们拍完想要的照片后，她却独自站在那里。基思·哈林思索，要成为那样有名的人得付出什么。这个片段将公众对名人的关注与慈善活动的宗旨并置——公众认知能吸引人群，但人群的注意力很快便从公益事业转向最著名的参与者。因此，日记对艾滋病的记述，不仅包括活动的慈善意图，也包括宣传如何重新安排活动中的注意力。

疾病、死亡与人际关系

日记通过日记作者交往圈中人们的丧失与痛苦记录艾滋病。斯图尔特·皮瓦尔打电话来说，马里奥·阿马亚死于艾滋病，他为此悲痛不已。他称阿马亚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教会他有关艺术的一切的人。日记作者起初不理解皮瓦尔为何如此受打击，毕竟他并非同性恋者；随后想起阿马亚也曾在瓦莱丽·索拉纳斯向日记作者开枪时身处The Factory。这段记忆使阿马亚不仅在皮瓦尔关于友谊和艺术影响的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成为日记作者个人经历的一部分。

另一则简短条目报告说，埃德蒙·高尔特尼和佩里·埃利斯都在前一周去世。条目没有将其中任何一人的死亡归因于艾滋病。它被置于日记其他有关疾病和丧失的记述之间，构成了一份日常记录——死亡消息以简短的日常形式传来，却没有提供文本未能证实的解释。

马丁·伯戈因的病情在数则条目中逐渐显现。肯尼·沙夫告诉日记作者，伯戈因和家人在佛罗里达州，身体抱恙；人们先前以为他得了麻疹，但其实并非麻疹。日记作者想到，他们认识的患有这种疾病的人都得到了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照护，却仍然成了最早去世的人之一。麦当娜正在为一位生病的朋友买书，日记作者猜测她指的就是伯戈因。这些细节揭示了日记中确定性的局限——有些信息是转述，有些是推测，而恐惧影响了人们对消息的理解。

曝光、否认与不确定性

九月的一则编者按记载，乔恩·古尔德在一场长期患病后于九月十八日去世，享年三十三岁。按语指出，他已极度消瘦并失明，而且即使面对亲密朋友，也否认自己患有艾滋病。按语没有证实他的诊断。它谨慎地区分古尔德病情的严重程度与他本人承认的情况，保留了日记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在一份充满交谈与社交观察的记录中，这则记述鲜明地呈现出——即使是在亲密朋友之间，仍有许多事情可能始终未曾说出口。

后来，日记通过一篇报纸报道再次提到伯戈因。《国家询问报》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文章，提及他与麦当娜的关系，并称他患有艾滋病。随后伯戈因打电话给日记作者；日记作者意识到，读到一篇声称自己正在走向死亡的个人报道，一定会多么痛苦。这里描述的伤害并非医学意义上的伤害，而在于看到自己的生活和疾病以公开的方式呈现，让死亡成为标题。这个片段将艾滋病与曝光、以及失去讲述自身经历的掌控权联系起来，同时也表明，这篇报道在伯戈因打来电话时立即造成了个人层面的影响。

慈善活动、关怀与关注的局限

后来，巴尼斯纽约的一场时装秀慈善活动为圣文森特医院筹款。麦当娜穿着伯戈因的牛仔夹克出席，摄影师一路跟拍她。日记记下了慈善活动、衣着，以及名人关注如何在现场流转；但它并未声称这场活动解决了其他地方记下的困境。将这场活动与伯戈因的病情并置，使这件夹克带上了个人关联；而筹款场合再次将与艾滋病有关的关怀置于时尚与公开展示之中。

在这些条目中，艾滋病通过不同类型的迹象显现出来——被学校拒之门外的孩子、在慈善活动上遇见的患者、朋友的悲痛、死亡的消息，以及令报道对象痛苦的报纸文章。日记反复在公共场景与私人反应之间转换，展现了公开曝光如何吸引资金和关注，同时仍让恐惧、不确定性和披露所带来的代价继续存在。最重要的细节往往并非关于这种疾病的一般性陈述，而是疾病一旦无法再被隔绝于远处，某段关系或一次相遇随之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