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美国海军天蝎号潜艇失踪，成为极端不确定情况下集体判断的鲜明例证。海军军官约翰·克雷文没有请少数顶尖专家共同商定一个答案，而是收集不同知识背景者各自作出的独立估计，以数学方法将其汇总，得出一个无人单独选定的位置；事实证明，该位置与潜艇实际静卧处极为接近。

失踪与搜索难题

1968年5月，天蝎号在北大西洋执行任务后返航纽波特纽斯途中失踪。海军知道潜艇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却不知道它遭遇了什么，也不知道在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络后它可能航行了多远。最初的搜索区域是一个直径二十英里、深达数千英尺的圆形区域，广阔得让这项任务几乎显得毫无希望。

显而易见的另一种做法，是找出三四位潜艇和洋流领域的顶尖专家，询问他们认为天蝎号位于何处，然后搜寻那个地点。海军军官克雷文选择了另一种方法。核心难题并非只是缺乏专业知识——没有人掌握足够信息，能够独自还原潜艇的遭遇。

克雷文的分散式调查

克雷文设计了一系列情境，为天蝎号可能遭遇的情况提供不同解释。随后，他召集了专业背景各异的人士，包括数学家、潜艇专家和打捞人员。他没有让他们共同商议、达成共识，而是请每位参与者估算各个情境发生的可能性。

这些估计以打赌的形式进行，奖品是瓶装芝华士。参与者分别就潜艇遭遇的不同环节下注——它为何陷入困境、下沉时速度有多快，以及它以多陡的角度沉向海床。每项估计只涉及问题的一部分；任何一项都无法单独确定潜艇的位置。各项判断彼此独立，因此小组能够汇集成员各自的知识，而不必要求任何一人掌握完整情况。

克雷文利用这些赌注拼合出天蝎号最后时刻的综合图景，并运用贝叶斯定理估算其最终位置。该定理提供了一种计算方法，用以衡量新信息如何改变对某事件可能性的先验预期。在这一案例中，各项独立估计被汇总为对潜艇沉底位置的集体估计。

最终确定的位置并非小组中任何成员独立选出的点。没有任何参与者单独掌握结合各项信息后才显现的天蝎号遭遇全貌。因此，这个答案并不只是小组中能力最强者的判断，而是真正的集体判断。

潜艇失踪五个月后，一艘海军舰艇在距克雷文小组预测位置220码处发现了天蝎号。这一结果之所以引人注目，恰恰是因为当时的证据只是零星片段。没有人知道潜艇为何沉没、航行速度多快，也不知道它以多陡的角度沉向海床。然而，正如相关记述所强调的，小组汇总后的判断给出了任何一位成员单独掌握的知识都无法提供的答案。

这一事件展现了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照——一种看似必须依靠独当一面的专家，另一种则从零散、分散的判断中提炼出有用知识。其意义不在于某一笔赌注，而在于个人掌握的信息与集体估计能够确定的结果之间的差距——集体答案既是新的，也足够准确，能将搜索引导到距目标仅220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