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布·麦克米林
船上的男孩:九个美国青年与一场改变命运的奥运会斯图布·麦克米林从船屋的清洁工作一路做到华盛顿大学奥运艇的五号位,把工读生的纪律带进一支彼此依靠的队伍。他与乔·兰茨结为朋友,起因是两人都看出彼此正承受着一边挣钱一边完成大学学业的艰辛;到了奥运决赛,这份平静的情谊已成为团队精神的一部分,队员们坚持要让患病的桨频手唐·休姆与他们一同参赛。麦克米林后来的生活延续了同样务实的轨迹——当经济拮据可能迫使他结束学业时,西雅图赛艇与劳工冲突之城的雷尼尔俱乐部伸出援手,使他得以继续求学。
身份与背景
麦克米林是一名身材高大、四肢修长的桨手,曾在华盛顿大学初级校队艇中担任五号位。他在西雅图赛艇与劳工冲突之城的安妮女王山长大,家境几乎和乔·兰茨一样贫困。他必须不断工作,才能继续读大学——他修剪草坪、送报、扫地,并接下能找到的其他工作。在赛艇、学习和睡觉之间的空隙,他靠工作维持衣食。叙述没有描绘轻松的学生生活;麦克米林生活的核心,是在劳动与努力留在学校之间维持狭窄的平衡。
这种经济处境使他有别于大学赛艇作为绅士运动的传统印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赛艇吸引了大量媒体关注和观众,而东部的精英院校则以伊顿公学等英国学校为范本,建立自身的赛艇传统。波基普西赛艇赛事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体育盛事,但来自西部工人家庭的桨手前往东部时,往往遭遇好奇的打量与居高临下的态度。麦克米林加入华盛顿大学赛艇队,体现了这种更广泛的反差——他不是把赛艇当作特权生活的装饰,而是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大学学业;他的时间和生活保障,都受挣钱的需要所限制。
在船屋工作并与乔·兰茨结为朋友
在赛季的座位竞争开始之前,华盛顿大学各艇之间的紧张气氛已有所缓和。乔·兰茨在船屋与麦克米林和其他桨手一起活动,做健身操、传橄榄球,也驾艇进行非正式练习。他们避而不谈即将到来的赛季。他们轻松的交往很重要,因为前一年乔·兰茨和麦克米林并不亲近;艇队之间的龃龉让乔·兰茨几乎没有机会了解他。
一天晚上,其他人已经回家或去做兼职后,乔·兰茨裹着毛巾从蒸汽浴室出来,看见麦克米林正在扫船屋、倒垃圾。他这才意识到,麦克米林已经成了船屋的清洁工。看见他做这份工作,乔·兰茨心中生出亲近感。他走上前,伸出手,告诉麦克米林自己也在夜里做清洁工,工作地点是基督教青年会——这件事他一直瞒着赛艇伙伴。这番交谈改变了两人相识的方式——他们都不必再假装经济困境是别人的问题。
乔·兰茨很快发现,与麦克米林相处让他感到自在,也觉得自己能够更坦率地谈论处境。他几乎每天都开始留到很晚,与麦克米林并肩扫地,帮他尽早做完工作,好让他回家学习。他们的情谊既由劳动建立,也由交谈建立。在船屋里,一个人的工作与另一个人的帮忙之间的界线,逐渐让位于一种朴素而互助的做法——乔·兰茨帮麦克米林完成工作,而共同承担的负担也让乔·兰茨不再觉得自己的贫困那么孤立无援。
五号位与艇队的信任
到三月十九日,阿尔·厄尔布里克森发现,一艘艇正开始赶超自己原先排在首位的那艘艇。麦克米林被安排在五号位,四号位是约翰尼·怀特,六号位是矮子·亨特。两天后,乔·兰茨仍在第三艇,尚未进入原先预计会入选初级校队的艇,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第二艘艇的黑板上,排在七号位;当时这艘艇被视为入选校队的最佳人选。这个意外的变化给了他机会,但队友们对他的欢迎,才使他不只是被安排了一个座位,也真正觉得自己属于这艘艇。
乔·兰茨登上船壳时,麦克米林顿时眉开眼笑。他鼓励全队,说这艘艇会飞起来;亨特则拍了拍乔·兰茨的背,保证会支持他。这份欢迎直接而真切——乔·兰茨不必在一群陌生人中证明自己。他跟随唐·休姆的桨频,把自己交付给集体协作,让动作传递给周围的队员。对乔·兰茨来说,这一变化不仅是采纳建议的结果;只有因为他信任艇上的男孩们,这才成为可能。麦克米林的问候与鼓励,是让这份信任变得具体可感的举动之一。
叙述讲到他们漫长的波基普西赛程时,再次描写了全队共同的节奏。当华盛顿大学队落后数个艇身、前景似乎黯淡时,桨手们全神贯注于彼此的动作。仍坐在五号位的麦克米林惊讶地发现,划了三英里后,自己竟然还用鼻子呼吸。这一细节表现出全队专注所带来的奇特省力效果——付出的努力依然巨大,但队员们如此紧密地融入协作,以至于比赛不再像是一连串孤立的痛苦时刻。冲刺阶段,麦克米林想看一眼对手的艇,却不敢转头。他把目光锁定在乔·兰茨的后颈上,全心全意地划桨,只专注于下一桨,而不试图预先看见结果。
奥运决赛
在卡内基湖举行的决赛中,华盛顿大学队必须弥补糟糕的起步。比赛开始四五桨后,麦克米林和戈迪·亚当的桨叶脱离水面,艇身一时失去平衡,也打断了全队试图建立的势头。这只是短暂的技术失误,并非放弃——下一桨,八支桨一齐入水。后来,桨手们在炎热中坐在起点的艇位等待,赤裸着上身,桨已准备就绪,努力平复呼吸和心绪。鲍比·莫克摸了摸自己座位下汤姆·博尔斯的幸运软呢帽,把全队祈求好运的仪式带入了起点。
决赛当天早上,唐·休姆的高烧再次升高,阿尔·厄尔布里克森起初决定不让他参赛。队员们认为,他缺席威胁的不只是阵容。早餐时,他们争辩说,唐·休姆对艇的节奏至关重要,也关系到鲍比·莫克能否与桨频手沟通。此时已是队长的麦克米林清了清嗓子,替大家发言。随后乔·兰茨表示,如果让唐·休姆上艇,全队会把他带过终点线,他只管坐着就行。这番请求把对艇上节奏的实际了解与忠诚宣言结合起来。阿尔·厄尔布里克森最终在队伍出发后喊他们把唐·休姆带上。
比赛过程中,这份忠诚并没有让麦克米林免于痛苦与茫然。当赛艇冲向看台时,人群的呐喊盖过了鲍比·莫克的指令。麦克米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厌恶这种混乱;他朝风中骂了一句。决赛的压力并非抽象的品格考验,而是全队惯常的聆听与协调方式失灵。队员们再也不能只依靠喊出的指令。但他们仍留在艇上继续划桨;每个人都受限于自己能察觉的事物,也依靠身边人眼下的动作支撑自己。
颁奖仪式上,艇队的胜利令麦克米林泪流满面。美国队员的脖子上挂着金牌,头戴月桂花环,国歌奏响,国旗升起;麦克米林与乔·兰茨和其他队员一起强忍泪水。这一幕让比赛的结局超越了胜负——一群习惯在劳动和竞技中掩饰艰辛的人,因共同取得的成就而在公众面前一同动容。
离开德国之后与叙事意义
麦克米林从德国回来时身无分文。若没有外界帮助,他就不得不辍学;但西雅图赛艇与劳工冲突之城的雷尼尔俱乐部筹集了三百五十美元,帮助他完成余下的学业。这笔援助改变了眼前经济危机的结果,却没有抹去他为走到这一步所付出的努力。他的故事因此呼应了船屋里已确立的模式——支撑教育与赛艇的不是安逸,而是劳动和及时伸出的援手。
由于身高条件不符合服兵役的要求,麦克米林接替了鲍比·莫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他在那里执教十二年,同时担任实验室工程师,参与机密研究。后来,他回到西雅图赛艇与劳工冲突之城的赛艇圈,在班布里奇岛定居,到波音公司工作,并结了婚。关于他后半生的简短叙述,始终聚焦于学校、执教、工程和就业等实际转变,而没有把他写成获得奖牌后的名人。
麦克米林在叙事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他的劳动生活与赛艇生活交汇之处。他在下班后扫地,帮助另一位清洁工,欢迎乔·兰茨加入艇中,在全队面临决定性比赛时替唐·休姆发声,后来也接受帮助以完成学业。这些经历没有让艰辛消失;它们展现了依靠他人也可以成为一种力量。艇队的成就不在于九个人分别展现坚韧,而在于他们共同具备劳动、信任并彼此扶持到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