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多玛为《索多玛与蛾摩拉》提供了贯穿全书的《圣经》意象与社会地理。它与其说是叙事中人物到访的场所，不如说是叙述者思考男性同性欲望的意象——公众身份与私人生活之间的距离、人们彼此辨认的信号，以及使隐瞒成为归属条件的污名。它的力量在于这种双重含义。索多玛被想象成居民遭受惩罚或逃离的地方，但叙述者也将其后裔想象为散布于日常社会之中。

《圣经》意象与题词

这一部分以《索多玛与蛾摩拉》为题开篇，随后出现分部标题“女人将有蛾摩拉”，并接以“男人将有所多玛”，题词归于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两座城市共同构成小说考察性欲的《圣经》框架，而题词则将主题划分为不同性别的领域。因此，从一开始，索多玛就不只是一个地理名称——它是叙事接近隐秘社会世界的一种文化与道德参照。

在叙述者对索多玛后裔的讲述中，《圣经》故事仍然发挥作用。他思及那些奉命查明索多玛据称所行之事是否属实的天使，并设想，若调查者本身属于受调查的群体，便会认出常规解释所掩盖的事实。在这一诙谐的反转中，索多玛与一种外人无法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叙述者将辨认而非单纯指控，设为解读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关键。

夏吕斯与隐秘身份的发现

叙述者第一次将索多玛与当代人物紧密联系起来，是在遇见夏吕斯男爵与于比安之后。起初，他并不理解自己看到的情形。但当事情显露出端倪后，夏吕斯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的外表、声音以及此前与叙述者的交往细节，都因此显得彼此贯通。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叙述者对夏吕斯的看法，也改变了他解读社会关系的方式。此前看来彼此分离或相互矛盾的印象，如今能够组合成一个清晰可辨的模式。

叙述者将这一变化描述为一种错误的消散，并认为这使观察者多了一种感知能力。夏吕斯的身份原本就存在，只是叙述者无法读懂，就像一段文字，只有懂得如何观看之后才会显现。因此，这一情节使索多玛成为隐秘身份与迟来辨认的意象——秘密被理解时，相关事实未必发生变化，但它们在观察者对一个人的认识中所处的位置却会发生决定性变化。

隐瞒、辨认与社会风险

叙述者的思考从夏吕斯延伸至更广泛的人群。在他看来，这些人必须周旋于一种将他们的欲望视为可耻或应受惩罚的社会之中。隐瞒影响家庭生活、友谊与公众声誉。人们可能依据常规成见误读关系，而坦诚则可能招致排斥。这段叙述表明，隐瞒不只是个人选择，也是对社会条件的回应；这些条件限制了哪些事情能够安全地公开承认。

然而，人们仍会通过共同的信号与经验彼此辨认。叙述者想象着一个分散的网络，其中成员即使不公开交往，也可能跨越阶层与职业差异认出彼此。共同的需求、习惯、危险与知识，能够形成外人无法察觉的相互理解。由此产生的群体既广泛分布于社会之中，又难以言明——其成员可以不为周围公众所知，却能越过通常会使人彼此分隔的界限认出对方。

叙事还将污名与误认、传闻联系起来。在艺术圈中，夏吕斯的名声因人们将他与另一名同名男子混淆而进一步复杂化，关于那个人的故事也被安到男爵头上。与此同时，夏吕斯真实的性取向只有圣日耳曼郊区的少数人知晓，而在他所活动的社交圈之外，人们谈论得更为公开。因此，索多玛指向一个信息分布不均的世界——有人知情，有人推断，有人传播错误说法，也有人维持公开场面，使不确定性得以延续。

分散的城市与小说的社会观

叙述者将索多玛的后裔想象为人数众多、遍布世界各地，并从事各种职业、处于各个社会阶层。他们的分散状态挑战了这样一种观念——索多玛可以被限制在单一地点，或与日常社会分隔开来。他甚至想象他们也出现在上流俱乐部之中，而谴责他们的人可能恰恰与受谴责者身份相同。这一意象表明，公开敌意与私下隐瞒彼此交织，并非截然相反。

这种分散也使索多玛与群体归属之间形成一种刻意营造的悖论关系。叙述者提醒人们，不应设想将索多玛重建为一个独立群体——在他的描述中，居民宁愿离开，也不愿冒着被人认为属于那里的风险；只有在情势所迫时才会回来。因此，这座城市代表一种无法单靠划定领土来解决的社会处境。它的居民早已身处许多地方，而否认归属的压力则使他们的存在难以被看见。

索多玛在叙事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地点、身份与知识联系起来。《圣经》中的城市提供了关于审判与放逐的语言；对夏吕斯的发现使隐秘身份变得可见；而叙述者更广泛的思考，则描绘了一个由隐瞒、相互辨认与社会危险所塑造的分散群体。因此，这个名字既标示一个想象中的起源，也标示一种身处周围世界的生存状态——归属可以在私下得到确认，却必须在公开场合予以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