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医院

慈善医院是新奥尔良的公立医院。在撤离前景仍不明朗时，这家医院面临严峻威胁，能否继续照护患者成为一项考验。洪水、电力中断、通信故障以及交通工具不足，使撤离过程延长，直到2005年9月2日才结束。尽管该院收治的患者人数约为纪念医疗中心的两倍，且相对于患者人数而言工作人员更少，死亡患者仍不足十人。书中强调，慈善医院的应急准备、对设备的临时应变使用，以及优先撤离病情最重患者的决定，使其应对方式有别于卡特里娜飓风期间其他医院的经历。

一家历史不同的公立医院

慈善医院在两个院区为大量患者提供服务，是一家公立医院，在紧急情况下没有企业管理者可以提供协助。其工作人员早已习惯市中心机构相对简陋且难以预料的工作环境，在那里，资源受限是常态，而非例外。一些急诊医生被描述为越南战争时期的老兵，他们表现得大胆无畏，也善于随机应变；许多工作人员早已学会利用手头现有的东西应付工作。

这段机构历史与新奥尔良医疗领域排斥有色人种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珍妮·伯吉斯是一名非裔美国护士，在该市的医院和疗养院工作了数十年；1926年，该机构以南方浸信会医院之名开办时，她出生才几个月。她可以在私立医院照护患者，却无法在其中许多医院接受治疗。南方浸信会医院是最后一批实行种族融合的南方医院之一——1966年，该院拒绝加入联邦医院项目，因为项目的报销款以不歧视为条件；医院方面辩称，应当不受政府条件约束。四十多年后，伯吉斯才得以亲自在那里成为患者。她的经历使医院的机构历史成为灾难叙事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事件的背景。

即使在撤离之外，慈善医院也影响着与该院有关的人们的经历。怀尔达·麦克马纳斯曾长期担任该院患者信息经理，是访客穿过华丽的金属屏风和装饰艺术风格入口后遇到的第一个人。中风以及药物作用令她难以沟通后，女儿安吉拉成为她的代言人和照护者。卡特里娜危机期间，怀尔达是LifeCare医疗机构的患者，而非慈善医院的患者；尽管如此，她曾在慈善医院工作的经历，仍将该机构面向公众的角色与一个家庭的个人历史联系起来。这个家庭正面对撤离和疾病带来的后果。

应急准备与漫长的撤离

慈善医院的领导层曾针对三级飓风和堤坝决口进行演练。9·11袭击事件后，医院获得联邦应急准备资金，用于购置便携式发电机、氧气驱动的呼吸机和业余无线电系统，并为安保人员提供专门的灾害培训。这些准备并未阻止医院遭洪水侵袭，也没能让撤离迅速完成，但为工作人员提供了设备和做法，使他们能够在危机期间维持照护。

撤离是在全市交通问题的背景下展开的。官员已下令新奥尔良居民撤离，但许多人既没有汽车，也没有可靠的离城方式；道路堵塞，救护车调度人员被医院、疗养院和民宅打来的求助电话压得应接不暇。有些救护车没有把患者送出城，而是改送至超级圆顶体育馆。慈善医院面临的任务尤其艰巨——两个院区的患者人数约为纪念医疗中心的两倍，而相对于患者人数而言，工作人员更少。直到9月2日星期五下午，慈善医院才完成所有患者的转运；纪念医疗中心的撤离则在前一天完成。

患者等待期间，情况进一步恶化。慈善医院遭洪水侵袭，电力、可用的管道设施、电脑、电话和电梯均告失灵。医院没有直升机坪。附近屋顶上出现枪手的报告扰乱了撤离；据报，试图乘船前往医院的车队遭到枪击和抢掠。士兵将更多依赖呼吸机的患者送到医院，新闻报道却错误地暗示慈善医院已经撤空。院内还有一百多名精神科患者。因此，紧急任务不仅是将患者转移出去，还包括维持治疗，并在医院日常系统失灵时应对混乱。

因地制宜与持续照护

工作人员从汽车中抽取汽油，为十台小型便携式发电机供油，以此为重症照护提供电力。发电机为重症监护病房的呼吸机和心脏监护仪供电，帮助危重患者维持生命，其中包括一名早产程度极高的婴儿。使用便携式设备直接使慈善医院得以继续为关键医疗设备供电。相比之下，纪念医疗中心断电后，工作人员用手动复苏囊为患者维持通气；后来，两台类似的发电机被用于公共区域和直升机坪的照明与风扇，而非医疗设备。

慈善医院的应对还包括努力维持日常规律、稳定士气。领导层每四小时在大厅召开会议，医生到清洁工等各类工作人员都会参加。员工借着手电筒的光举办才艺表演、作画和欢笑。医院继续提供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等服务，并鼓励员工维持轮班安排和规律的睡眠时间。这些日常安排并未消除危险，也未恢复失去的基础设施；但它们有助于表明秩序尚存，并减少恐慌。工作人员还被敦促不要轻信谣言，并遵循这条指示：“只有亲眼见到，才能说出来。”

危机期间，慈善医院医生布莱恩特·金后来在纪念医疗中心工作。有一次，一家人带着年幼的孩子乘船抵达，却被拒之门外；金对此提出抗议，表示医院必须帮助人们。他的挺身而出反映了一种同样贯穿慈善医院叙述的关切——资源短缺时，患者和寻求帮助的人不能被简化为行政负担。这种比较并非意味着两家医院的处境相同，而是指出，在一场蔓延至医院围墙之外的灾难中，谁能得到照护的决定会产生重大后果。

撤离优先顺序与死亡人数

书中指出，慈善医院的撤离优先顺序是一项决定性差异。其领导层没有把一群患者归为病情太重、无法救援的人。相反，他们优先撤离病情最重的患者，而不是将这些患者排在最后。这种做法与纪念医疗中心制定的DNR患者最后撤离政策形成对照。在该院，一项关于呼吸或心跳停止后是否尝试复苏的DNR医嘱，被用来将一些患者排到撤离队伍末尾。慈善医院优先撤离病情最重者的决定，对患者的依赖程度和脆弱性应当如何影响救援紧迫性，作出了相反的判断。

尽管撤离过程漫长、处境极端，慈善医院死亡患者仍不足十人。书中所引述的资料对具体人数并无一致说法——患者总数各有不同，且都是估算；遗体搜寻记录所载人数，也与参议院一份报告中提到的较高死亡人数不符。这种不确定性很重要，因为不应将医院的结果误认为完整无误、毫无争议的统计数字。叙述中仍然清楚的是，危机规模巨大，而工作人员持续提供照护。

意义与记录

书中呈现的慈善医院卡特里娜飓风经历，既不是轻而易举展现韧性的故事，也不是应急准备能够克服一切失误的证明。医院遭洪水侵袭，失去了基本公用设施和通信，并一直有人留守到星期五。医院的准备务实但有限；工作人员仍要面对危险、短缺和漫长的转运行动。然而，便携式发电机、就地设法取得的燃料、日常规律、严谨的通信纪律，以及优先撤离病情最重患者的安排，帮助医院在极易令人觉得遗弃患者已不可避免的环境下维持照护。

这段叙述也对公众记录作出了纠正。新闻报道和后来的回忆有时称慈善医院在工作完成前就已撤空；实际上，院内一直有人留守至9月2日。书中引用的一份2006年小组报告，在描述另一起医院撤离事件时，措辞暗示没有患者被遗留；然而，报告作者当时并不在卡特里娜灾区，显然也不知道与该事件有关的患者奥敦·阿雷查加。因此，慈善医院有记录可查的困难以及相对较低的报告死亡人数，都是更广泛叙事的一部分——不完整的记述如何掩盖谁在等待、谁获救，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如何在压力下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