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温与阿奇的友情及未获回应的爱慕

可怜的东西

戈德温·巴克斯特与阿奇博尔德·麦坎德利斯是朋友,他们确实亲近,但情感的性质并不对等——麦坎德利斯以满腔热情爱着戈德温,而戈德温并未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尽管如此,戈德温逐渐将自己的家、工作和最后时光托付给他。他们的关系在追求与疏远、职业上的合作与个人的奉献之间起伏。最终衡量这段关系的,并非浪漫之情是否相互回应,而是戈德温托付麦坎德利斯照看自己离世后留下的人与责任时,所流露的温柔和信任。

初次倾心与不对等的爱慕

麦坎德利斯最初是在大学解剖学系遇见戈德温的;当时常任讲师生病,戈德温便代为授课。贝拉·巴克斯特在后来的叙述中称麦坎德利斯身材矮小、举止笨拙,而他当时热烈地爱上了戈德温。贝拉将这份依恋与麦坎德利斯对自己的爱区分开来——她认为,他爱自己,部分是因为把她视作戈德温的女性对应者,一个可以拥抱的人;但戈德温才是麦坎德利斯一生中的第一段伟大爱情。这份爱并未得到同样形式的回应。

麦坎德利斯在大学之外也主动寻找戈德温。他打听到戈德温周日遛狗时走的路线,并一再与他同行。戈德温不容易对人无礼,但麦坎德利斯的追求还是越过了界限——他跟着戈德温回家,硬闯进屋。那一次,戈德温设法告诉他,自己需要更多私人空间。此后,麦坎德利斯便不再打扰他,除非两人偶然相遇,或是戈德温邀请他到家中。这个模式显露出两人的局限——麦坎德利斯的依恋可能过于逼近,而戈德温性情温和,难以断然拒绝;但在戈德温明确提出界限后,麦坎德利斯尊重了这一界限。

他们重新来往,依赖的是戈德温发出的邀请。贝拉回忆说,她正是通过这种时断时续的接纳第一次认识麦坎德利斯。后来,戈德温想从贝拉令人应接不暇的陪伴中暂时解脱,便请麦坎德利斯带她到西区公园散步。贝拉认为,这项安排也许是要让她与一位有用、无私的丈夫结合,而这个丈夫不会让她与戈德温分开。事后回想,她意识到戈德温也想求得清静。因此,麦坎德利斯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起初源于一种复杂的家庭安排,而非简单的恋爱追求——戈德温可以把贝拉托付给他,同时又想与他们两人都保持距离。

工作中的友谊与公开辩护

戈德温对麦坎德利斯的信任也延伸到了对其专业判断的认可。他了解麦坎德利斯在格拉斯哥医学界的地位,也称赞他在诊断、细菌学和卫生学方面的专长。戈德温敦促他成为公共卫生官员,认为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重要,而格拉斯哥需要改善供水、排水、照明和住房。他的推荐也有个人目的——他预料贝拉终有一天会经营一家诊所,并相信一位身居要职的地方官员能够帮助她。麦坎德利斯接受了这个主张。因此,他们的友谊将思想上的尊重与务实合作结合起来,戈德温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引导麦坎德利斯从事可能有助于实现贝拉计划的工作。

当奥布里·德拉波尔·布莱辛顿将军和布莱登·哈特斯利质疑贝拉的身份及她与麦坎德利斯结婚的计划时,这份忠诚清晰地显现出来。戈德温主导了这场对峙,自称是一位富有的执业外科医生,曾为王室成员做过手术。他解释说,贝拉三年前来到他身边时,对自己此前的人生毫无记忆;她一直作为他的受监护人和他共同生活,并在遗嘱中被列为继承人。他还表示,贝拉已经自愿同意嫁给麦坎德利斯。他没有让争端立刻诉诸法庭,而是邀请那些人到自己家中进行理性讨论。

一名律师拿出一套真假混杂的说辞,意图把戈德温描绘成性掠夺者,把麦坎德利斯说成头脑软弱的寄生虫;麦坎德利斯则以坚决的辩护作答。他坚持认为,戈德温显而易见的痛苦,证明他有感受痛苦的能力,而非证明他有罪。他称戈德温善良、肯自我牺牲,并为戈德温对贝拉的照料辩护;他说,贝拉头骨受了严重损伤,若没有戈德温的照料,她的状况会比失忆更糟。戈德温带她旅行,是想让她重新认识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他曾反对她与邓肯·韦德伯恩私奔,后来又给了她返程所需的费用。麦坎德利斯的辩护使他们的友谊公之于众——他冒着损害自身声誉的风险,驳斥来访者对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的攻击。

临终病榻前的信任

随着戈德温的健康每况愈下,两人之间的信任变得最为亲密。麦坎德利斯来到戈德温最后的病榻前时,认出了房间里回荡的砰砰声、嗡鸣声和颤响,正是戈德温心跳节律的放大。戈德温紧抓着桌子,要求打一针;麦坎德利斯照做后,震颤渐渐平息。随后戈德温告诉他,自己即将死去。麦坎德利斯哭了起来,无法假装自己没有听懂。戈德温把那些眼泪视作自己对麦坎德利斯而言举足轻重的证明,并欣然接受。

戈德温解释说,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强烈的情绪。科林·巴克斯特爵士从他童年时起便告诫他,他的生命取决于保持情绪平稳,因为强烈的感情会使器官之间致命的不协调恶化。贝拉与麦坎德利斯订婚损害了他的呼吸功能;她从巴黎归来,以及后来与布莱辛顿的律师对峙,都使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尽管他看起来体格壮硕,实际上却在挨饿;鸦片和可卡因衍生物让他得以在麦坎德利斯晚间探望时,维持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的友谊在病中为他带来陪伴,但戈德温对贝拉的感情和一连串事件所带来的压力,也让他的身体付出了代价。

戈德温拒绝了麦坎德利斯去叫贝拉来的提议。他担心,如果贝拉求他继续活下去,自己会无法拒绝;那样一来,她记住的就会是他毫无尊严、任人摆布的模样。相反,他选择趁自己还能镇定自若时向麦坎德利斯告别。他提议最后喝一杯父亲留下的波特酒,并提起麦坎德利斯曾经喝剩半瓶的那只醒酒瓶。他们喝酒时,戈德温告诉他,自己的遗嘱将一切留给贝拉和麦坎德利斯。他请两人养育孩子,以身作则教他们举止得体、诚实工作;避免暴力和说教;在丁威迪夫人和仆人们无法继续工作时照料他们;并善待他的狗。这些嘱托将私人情感化作日常照料的遗赠。

告别及事后意义

喝完酒后,戈德温便离世了。他笑了起来,笑声与心脏的砰砰声和颤响一同渐渐增强,随后一切骤然停止。麦坎德利斯发现戈德温的颈骨已经断裂,尸体也出现了僵硬。因为他不愿掰断戈德温的关节,好让遗体平躺,便订做了一口宽四英尺半的立方形棺材,里面设有一块搁板,使戈德温可以坐着下葬。这种不同寻常的葬法,以实物形式留存了塑造他们友谊、也影响麦坎德利斯叙述的身体存在。

贝拉后来修正了这段叙述。她认为,麦坎德利斯嫉妒戈德温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父亲和一位慈爱的母亲,尤其嫉妒戈德温给予她的照料与陪伴。她将麦坎德利斯描绘成这样一个人——他想象着三人平等相处的世界,随后又在自己的书中重新编排他们的经历,以支持这种幻想。她的解读并未抹去麦坎德利斯的忠诚,也没有否定他在临终守候中流露的深情;但它确实使这段关系的不对等成为核心。麦坎德利斯深爱戈德温,但贝拉的叙述暗示,戈德温在麦坎德利斯心中的位置,也成了嫉妒和叙事虚构的源头。两种叙述共同展现了这份情谊的力量——戈德温临终时的倾诉、他对麦坎德利斯照料贝拉与家人的信任,以及麦坎德利斯的悲痛,都让他们的友谊意义深重,尽管浪漫之爱始终未能得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