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改变你的心智:迷幻药与意识新科学

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迷幻剂研究将脑成像与临床调查引入意识改变状态的研究。在其哈默史密斯校区的精神病学中心,由研究默认模式网络与自我消融的罗宾·卡哈特-哈里斯带领的团队在戴维·纳特的实验室工作,考察迷幻体验期间大脑发生的变化。该项目始于2009年的裸盖菇素脑成像研究,后来从描绘脑活动转向检验裸盖菇素能否帮助治疗难治性抑郁症患者。

研究环境与起源

这项工作在Imperial College London位于伦敦西部的哈默史密斯校区一座新近建成的建筑群内开展。精神病学中心以玻璃墙围合的通道和须凭身份识别才能开启的门,呈现出现代研究实验室的环境;但项目本身依赖于人员与支持力量的特殊结合——纳特的精神药理学实验室、卡哈特-哈里斯逐渐发展的研究事业,以及阿曼达·菲尔丁提供的资助。

卡哈特-哈里斯于2005年接洽纳特,希望研究迷幻剂与做梦。纳特起初觉得他的提议不切实际,并指出这位年轻研究人员没有神经科学经验。不过,纳特仍为他提供了博士学位研究机会,先从一项较为常规的课题入手,研究MDMA对血清素系统的影响,并考虑日后转向迷幻剂研究。到2009年,卡哈特-哈里斯已完成博士学位,并在纳特的实验室工作。菲尔丁提供的资助帮助团队得以开展计划中的迷幻剂研究;团队也获得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英国内政部许可,研究裸盖菇素对大脑的影响。

脑成像与意外发现

最初的项目将裸盖菇素给药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磁图结合起来。这些扫描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追踪志愿者在药物作用期间的大脑变化。研究旨在将报告的体验——包括幻觉与自我消融——同可测量的活动模式联系起来,而不是把这种体验视为神经科学无法触及的现象。

卡哈特-哈里斯主动提出担任首位受试者,认为在要求他人进入扫描仪接受药物前,自己先接受这一程序才公平。纳特劝阻了他。卡哈特-哈里斯自称感到焦虑,可能并非处于最佳心理状态;纳特也担心参与其中会损害他的客观性。因此,一位同事成为首位接受裸盖菇素注射并进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的志愿者。

最初的结果推翻了团队的预期。卡哈特-哈里斯原先预期脑活动会增加,尤其是与情绪相关的区域,并认为其模式可能类似于做梦时的大脑。弗朗茨·福伦魏德此前的研究也显示活动有所增加,特别是在额叶。相反,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团队发现脑血流量降低,而脑血流量是衡量脑活动的一种替代指标。另一项以耗氧量为依据的测量也支持了这一初步结果。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裸盖菇素会降低脑活动,且下降主要集中在默认模式网络;卡哈特-哈里斯此前对这一脑网络并不熟悉。这项发现为实验室提供了一个生理学线索,以研究脑活动变化可能如何对应意识体验的变化。

从实验室研究到抑郁症治疗

在形成关于大脑对迷幻剂反应的解释后,卡哈特-哈里斯希望检验其对患者的意义。这标志着实验室工作的转变——研究从基础研究扩展到临床应用。纳特从英国政府获得一笔拨款,用于开展小规模裸盖菇素治疗难治性抑郁症试点研究;这类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方法和药物后,病情仍未改善。

这项可行性研究的初步结果于2016年刊登在《柳叶刀·精神病学》上,共招募六名男性和六名女性。每位参与者此前都至少尝试过两种治疗,但均未见成效。研究没有对照组,而且所有参与者都知道自己会接受裸盖菇素,因此无法提供随机对照试验那样的比较。不过,研究结果仍值得注意——一周后,十二名参与者均有改善,其中三分之二不再符合抑郁状态,有些人更是多年来首次如此。三个月后,仍有七人获得显著益处。

研究后来扩展至二十名参与者。六个月时,六人仍处于缓解状态;其他人的症状则不同程度地复发,这使人们想到治疗可能需要重复进行。这项研究规模不大,也未采用随机分组,但结果显示,裸盖菇素在这一群体中耐受性良好,未报告不良事件,而且许多参与者迅速获得了明显益处。研究的局限与结果同样重要——这些发现显示了希望,但尚不能确立明确的治疗效果。

机构影响与意义

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研究将神经科学实验室与逐渐发展的临床研究项目联系起来。脑成像研究试图为那些常以心理、灵性或主观体验描述的现象寻找生理对应;之后的抑郁症研究则检验,同一研究环境能否调查潜在的治疗用途。这种转变并未抹去两类目标之间的区别。脑部扫描提供了研究迷幻状态期间变化的途径,而试点研究询问的是,这些变化是否可能与特定患者群体的改善相关。

抑郁症研究结果的影响也超出了实验室。2016年,欧洲药品管理局审议了包括Imperial College London可行性研究在内的证据,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大学研究的结果。尽管监管机构指出,存在性痛苦并非官方诊断类别,但他们认为有迹象表明裸盖菇素或许有助于治疗抑郁症,并建议开展更大规模的多中心研究。因此,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小型试验参与了更广泛的监管与科学讨论——它推动进一步研究的理由从关于大脑的假设走向可检验的临床问题,同时也清楚表明仍需开展规模更大、方法更严谨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