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
日瓦戈医生俄罗斯是小说辽阔而动荡的背景,但它绝不只是人物身后的地图。军事撤退、受伤的身体、临时拼凑的政治安排以及流亡,使这个国家在不同场景中的意义不断改变。它既是一个普通生活屡遭打断的故土,也是革命希望的对象,最终又成为一个家庭必须争取获准返回的地方。
被战争重塑的国家
战争进入第二个秋天时,俄罗斯正从加利西亚撤退;俄军在战事开始的头几个月里曾占领那里。此前的胜利已被挫败取代——布鲁西洛夫第八集团军原本集结在喀尔巴阡山脉,准备推进匈牙利,如今却因全面撤退而被迫回撤。军事形势的变化不仅反映在地图上的行军路线中,也体现在饱受风霜的医院日常和前线伤员涌入所造成的压力里。
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把妻子安东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格罗梅科送到产科病房,随后在走廊里等候,尽管有人催他去别处看病人。一辆拖着两节拖车的卡车又送来更多伤员。莫斯科的医院本已拥挤不堪,卢茨克战役后尤其如此;士兵占据走廊和楼梯平台,压力也开始波及女病房。私人家庭生活与公共灾难在同一条机构走廊里交汇——分娩在一个不堪战事后果重负的体系中继续进行。
小说还通过帕维尔·安季波夫中尉的进攻,从另一种尺度展现战场。他的朋友加利乌林中尉从观察哨望去,只见向前推进的士兵穿过秋日田野,奔向敌方战壕;中弹的人倒在其他人之间,两发炮弹在进攻者前方炸开,尘土和硝烟遮住了之后发生的一切。与传闻所说的不同,安季波夫并未阵亡,而是在排里的人投降后被俘。战场表面景象与士兵实际命运之间的落差,揭示了远处的目击者所知有限——加利乌林以为中尉已经阵亡,而他阵亡的消息并不属实。
后方并不能让人免受前线后果的影响。在一片遭炮火毁坏的空地上,筋疲力尽的幸存者躺在路边,连扭头都没有力气;运弹车颠簸着把伤员送往急救站。车上没有弹簧;这些伤员半小时前才从战场上被抬来,许多人已经失去知觉。小说对运输、伤员分诊和身体疲惫的关注,使战争呈现为一个由流动与匮乏构成的体系,而不仅仅是一场冲锋或一次爆炸。
梅柳泽耶沃与动荡不定的公共世界
梅柳泽耶沃小镇坐落在肥沃的黑土地区,但黑色尘土的薄雾笼罩屋顶,这是往来经过的部队和车队扬起的尘埃。有些队伍正开赴前线,另一些则从前线撤离;从镇上很难判断战争仍在继续,还是已经结束。小镇的不确定性既是物质层面的,也是政治层面的——军队交通占据了街道,而新设立的机构每天都在出现。
日瓦戈、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娃护士先后当选担任各类职务,成为临时镇政官员,并在军队和卫生部门里担任级别不高的委员。起初,他们的职责仿佛户外运动,或蒙眼捉人的游戏——由大城市来的老练人士临时承担的差事。然而,临时拼凑的公民秩序不可能永远占据他们的生活。他们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停下来,回归日常职业和家庭。投身组织公共生活的热望与渴望私人日常的心情之间的距离,是小说反复用来衡量政治变化的尺度之一。
在另一场演说中,日瓦戈把革命描述为俄罗斯屋顶被掀开、人人都暴露在露天之中的时刻。他强调人们体验到的自由出乎意料,称那是从天而降、因一场误解而到来的自由。这一意象并非在描述一项稳固的政治成就,而是同时捕捉了暴露无遗和骤然解脱——旧有的遮蔽已经消失,却还没有任何可靠的新结构取而代之。
作为历史期待的俄罗斯
日瓦戈设想,俄罗斯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预言,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人们会被新秩序震惊得丢失一半记忆,也无法清楚分辨此前与此后发生的事情。这场变化会像地平线上的树林或头顶的云朵一样变得寻常。他的预言把兴奋与忧虑置于同一幅图景中——变革可能无所不包,以至于亲历者忘却它自身的历史。
他也不接受一种看法,即重大历史动荡必定可以用一连串整齐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他说,对于身处革命中的人来说,生活似乎停滞了,除了杀戮与死亡,个人生活似乎已所剩无几;只有到了后来,这一时期的规模才会清晰显现。他的比喻不是政治公式,而是一种关于巨大、突如其来的力量的意象,仿佛它一直就在那里。这种说法使俄罗斯的动荡难以被简化为单一的官方解释——人们首先把事件体验为断裂,之后才将它编排进历史。
离去、归来与承继
经历了大规模动荡之后,归属的问题仍然存在。在莫斯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访政府部门,试图为家人争取政治平反,并使他们获准返回俄罗斯。他也为自己申请出国护照,并请求批准把家人从巴黎接回。这样的官僚努力把归家变成政治事务——家庭团聚有赖官方批准,那个曾似乎向骤然降临的自由敞开的国家,如今却由行政决定把守。
他的朋友瓦西娅看出他做得心不在焉,批评也越来越多。两人之间的分歧使他们的友谊逐渐冷却,最终破裂。瓦西娅搬进他们原先共用的房间后,日瓦戈迁往面粉城,放弃行医,不再照料自己,生活贫困。试图为一个家庭重新争取在俄罗斯立足之地,因而与另一种失去紧密相连——失去的不只是家人的陪伴,还有日瓦戈自身职业与社会生活的衰败。
多年以后,戈登回想俄罗斯启蒙运动到俄国革命的转变。他把早年那种比喻性的说法——自己是苦难岁月的孩子——与新现实所造就的真实的孩子和真实的恐怖相对照。这一区别使革命的遗产变得具体——历史语言不再只是比喻,其代价落在真实的生命身上。因此,俄罗斯既不只是一个被寄予希望的社会主义未来,也不只是一个失去的故土。它是宏大政治主张化为切身体验的场所;自由可能以令人茫然的方式降临,而家园的意义始终与权力、记忆和离散纠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