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ma Jeane的被遗弃与孤儿处境
金发美人诺玛·简·贝克的被遗弃与孤儿处境并非一次性的失去,而是由分离、不稳定的照料,以及反复的不确定感交织而成的童年状态——她始终不知道是否会有哪个成年人留下来照顾她。1934年山火期间,她的母亲格拉迪斯·莫滕森住进医院;诺玛·简·贝克既得不到解释,也等不到足以让她理解这场分离的可靠归来。孤儿院既是她实际被送往的地方,也是她无法接受的一种身份名称——她说自己有母亲,因此不可能是孤儿。
分离之前
格拉迪斯自身的境况早已因破裂的家庭关系而蒙上阴影。她的两个年长女儿与父亲住在肯塔基州,已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他把孩子们带走,并称格拉迪斯精神失常。在工作上,她仍受雇于一家照相底片实验室,但生病后遭到降职,还要在一个她认为本该安排级别较低员工的部门里处理剧毒化学品。她的主管曾爱过她,也曾向她求婚,但过去的亲密关系并不能为她如今的生活带来保障。
一通令人恐惧的电话打来时,格拉迪斯极度不安,甚至需要别人扶她去接电话。她担心消息与诺玛·简·贝克有关。然而,电话谈的是她自己的母亲德拉·梦露外祖母,并要求格拉迪斯立刻赶去。这个插曲让格拉迪斯夹在两代人的家庭危机之间——她既是被带走了两个年长孩子的母亲,也是突然接到自己母亲消息的女儿。小说还描写了格拉迪斯早已学会置之不理的那些声音;自幼女出生以来,这些声音一直困扰着她。有时,疲惫会让那些声音突破她的防线。这段叙述为后来发生的分离提供了疾病与压力的背景,却丝毫没有减轻孩子所经历的分离之彻底。
山火中的分离
格拉迪斯被带走并送进格拉迪斯专用的诺沃克州立医院十天后,峡谷里的山火开始退去。警笛声渐渐稀少,撤离的家庭返回家中,大多数学校重新开放。然而,诺玛·简·贝克没有回学校,也没有回到高地小学。相反,她睡在杰丝·弗林的客厅里,或睡在她家里的沙发床上,盖着从格拉迪斯公寓带来的床单。即使在这个微小的日常细节中,她在这个家庭里的位置也只是暂时的——她睡在别人家的家具之间,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安定家园。
她的痛苦显而易见,表现为哭泣和紧张;但叙述也记下了药物如何改变她的感受。杰丝·弗林给她一颗白色小药片后,诺玛·简·贝克便陷入沉睡;她的心跳缓慢,皮肤发冷发黏,醒来时也记不起自己去过哪里、看见过什么。叙述把这种空白与更深层的断裂联系起来——在她自己的记忆里,成年人把她带走时,她并不在场。因此,她经历的不只是住址变更,也是记忆与理解能力的中断。
孤儿院与被遗弃的名义
有人告诉诺玛·简·贝克,她要去医院探望母亲。杰丝·弗林却带她来到埃尔森特罗大道上一栋红砖建筑前。建筑上的牌子标明这里是弃儿保护协会孤儿院和洛杉矶孤儿院,成立于1921年。承诺要去的地方与实际抵达的建筑之间的落差,使这次到达格外沉重——她问医院在哪里、母亲在哪里,并不明白这趟探望已经变成了安置。
杰丝·弗林不得不把她从克莱夫·皮尔斯的汽车后座上拉出来。克莱夫转过身,不看这场挣扎,把行李留在门厅;杰丝难过而恳切地解释说,格拉迪斯病了,医生说她病得很重,而眼下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孩子。走进温暖潮湿的建筑后,诺玛·简·贝克在主管面前浑身发抖、哭个不停。她的抗议始终明确而具体——她不是孤儿,因为她有母亲。这些话并没有改变安置决定;它们所表明的是,机构赋予她的类别与她自己对这段关系的认知完全冲突。
她的档案记载,她名叫诺玛·简·贝克,1926年6月1日出生于洛杉矶县总医院,八岁时由洛杉矶县社会服务部门接管照料。负责接收她的伊迪丝·米特尔施塔特告诉她,把眼泪留着,因为以后或许用得上。孩子私下的希望转向了缺席的父亲——她想,只要自己变漂亮,他就会来把她从孤儿院带走。美貌在这个愿望中并非意味着成名,而是可能让她被认领的一种途径。
收养、表演与持续的不确定性
孤儿院让人看见,被遗弃如何成为一套机会不平等的制度。曾被寄养又被送回的年长女孩,通常要一直留在那里,直到十六岁被认为已足以自立为止。打算收养孩子的父母一般会寻找婴儿或年纪很小的孩子,因为他们尚未形成鲜明的个性或记忆。在这种情形下,年过三四岁就可能成为不利条件。诺玛·简·贝克的处境不同寻常——尽管她年纪不小,母亲也仍在精神病院里,仍有三对夫妇表示想收养她。
格拉迪斯的病历进一步影响了他人对收养可能性的判断。提供给意向收养父母的诊断称,她患有慢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并可能因滥用酒精和药物而遭受神经损伤。病历呈现了临床判断,这些判断伴随格拉迪斯影响他人对她女儿作出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格拉迪斯的疾病就等同于她们母女关系的全部。即使成年人说格拉迪斯无法照料她,诺玛·简·贝克仍依恋着母亲这个观念。
工作人员注意到,重要的访客到来时,诺玛·简·贝克会变得不一样。即便她刚才还显得悲伤,到了会客室也会容光焕发,带着羞怯的微笑、活泼的蓝眼睛和温柔的举止,令人想起温婉含蓄的秀兰·邓波儿。这种表现并不证明她的恐惧已经消失,而是她努力接近那些可能选择她的人,以无声的恳求表达——请爱她,因为她已经爱上了他们。于是,孤儿院成了孩子努力让自己显得适合被收养的舞台;与此同时,周围的规则与成年人的决定仍使她的未来悬而未决。
有接触,却无法恢复原状
格拉迪斯住院十年后,诺玛·简·贝克已经开始赚钱——她为普林经纪公司担任模特,也在好莱坞制片厂做初出道的演员。她决定去探望母亲。医生告诉她,格拉迪斯的病情已接近其病例所能达到的最高恢复程度。医院记录称,几轮电休克治疗减少了她的发病危机,并以药物预防抑郁和躁狂发作;记录还指出,她多年来没有试图伤害自己或他人。出发前,诺玛·简·贝克询问这次探望是否可能造成问题。这个问题承认,两人的接触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也仍受医疗管理。
尽管十年未见,诺玛·简·贝克还是立刻认出了格拉迪斯。她伸手抱住母亲,哭了起来;格拉迪斯既没有回抱,也没有推开她。这次重逢带来了接触,却没有实现那个孩子在孤儿院里坚持要求的相互认可。后来,诺玛·简·贝克赶到莱克伍德诊所时,格拉迪斯又一次失踪,之后才在贝尔弗劳尔大道一座天主教会教堂的长椅上被发现,警方将她送回时,她神情困惑,却没有反抗。诺玛·简·贝克紧紧抱着她,仿佛这个拥抱永远不会结束。从分离到重逢,再到再次失踪,这一连串经历让孤儿处境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格拉迪斯仍然活着,在情感上也始终至关重要;然而,她的疾病与机构照护使她无法成为诺玛·简·贝克长期渴望的、稳定陪伴在身边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