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 Culotta为Merle Lagasse使用舒缓药物

在纪念医疗中心撤离期间，罗伊·库洛塔为默尔·拉加斯使用舒适照护药物，成为围绕患者照护争议中最清晰的个别事件之一。患有晚期癌症和肺气肿的拉加斯在停车场楼顶等候救援时出现严重呼吸困难。库洛塔认为她正在临终，于是开立了吗啡和镇静药物以缓解她的痛苦，同时承认药物会加速她的死亡。他陪她回到医院，并在她去世时陪在她身边。此后，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临床判断、意图以及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什么的复杂问题。

撤离队伍中的一名患者

拉加斯到达停车场楼顶时，已经在酷热中度过了数日；前一天，她被经由机房的一个洞口转移时，与女儿分开。天色渐暗时，最后一批患者正被送上楼顶。一名护士注意到拉加斯喘息不止，便请她的医生库洛塔提供药物以缓解呼吸困难。

库洛塔评估后认为她处于呼吸窘迫状态，并相信她正在临终。他将她带离撤离队伍，并请一名重症监护护士回医院取来止痛药和镇静药。因此，他的决定产生于两项迫在眉睫的要求交汇之处——一方面要努力撤离患者，另一方面则判断拉加斯无法在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继续等待。叙述没有提到拉加斯或她的女儿曾重新同意放弃治疗；相反，文中明确指出，她们并未同意签署不予复苏医嘱。

从医院取回药物

护士从停车场穿过一栋中间建筑的屋顶，抵达医院七楼。一块木制托盘搭起了两处之间的通道；员工在直升机坪与建筑之间往返取物资时，则以一根软管作扶手。护士带回了吗啡、Versed镇静药和阿替万。库洛塔以为这些药物取自重症监护病房的上锁储物箱。

库洛塔已经为拉加斯治疗了数周，使用麻醉性止痛药缓解她癌症扩散所致的疼痛和焦虑。他知道她已产生高度耐受，因此认为要缓解她的喘息和痛苦，就需要大量吗啡。他也认为，这一剂量必定会加速她的死亡。住院期间，他曾认为她的治疗选择有限；控制她的疼痛和焦虑一直是其照护的核心目标。这段经历有助于解释他的临床判断，但并不能消除他所寻求的缓解与他预见到的致命后果之间的冲突。

药物是在停车场使用的，当时那里没有电力供常规输注设备使用。库洛塔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解释，护士将一剂药物直接注入拉加斯的静脉，而没有使用电动泵在一段时间内定量输注。他记不起确切剂量，只记得剂量很高，并将这一决定与她经过数周麻醉性止痛药治疗后形成的耐受联系起来。他以实际操作上的差异说明这并非常规做法——停电后，团队无法通过输液泵逐渐调整药量。

返回医院与死亡

护士按库洛塔的指示给药后，拉加斯被安置在一辆卡车后部。库洛塔陪她从停车场下来，并将她带进纪念医疗中心。他陪伴她直到她去世。叙述证实了他开立药物的职责和她生命最后时刻他在场这一事实，但并未确定具体剂量，也没有提供给药与死亡之间的确切时间间隔。

调查人员后来询问停车场楼顶患者死亡情况时，库洛塔讲述了拉加斯的案例，并称这是两起患者在等待直升机期间因呼吸窘迫而接受药物治疗的事件之一。他指出拉加斯是自己此前两周照护过的患者，称她患有晚期肺癌，并回忆自己取来了的吗啡、阿替万和Versed镇静药。他说给药是为了缓解痛苦，并承认吗啡会加速死亡。他的叙述格外明确地呈现了这一决定中相互冲突的因素——他认为拉加斯正在临终，想让她舒服一些，也明白药物可能使她更早死亡。

临床与法医方面的不确定性

库洛塔将自己观察到的呼吸模式辨认为潮式呼吸，并视其为死亡将近的迹象。调查人员后来发现，这种呼吸模式可能出现在死亡前，但也会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包括睡眠期间，以及心力衰竭或脑损伤等状况。这些更广泛的医学信息表明，出现这种呼吸模式的患者未必即将死亡。但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拉加斯当时的状况，也无法说明若未用药会发生什么。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这一事件部分取决于库洛塔在极端条件下的床边评估，而后续审查则质疑该呼吸模式能否可靠地预示死亡迫近。

调查还受到限制，无法确定具体给了哪些药物，以及药物与个别死亡之间有何关系。纪念医疗中心的遗体在被发现前已在高温中停留一个多星期，奥尔良堂区验尸官弗兰克·明亚德因此起初怀疑尸检能否取得有用的血液样本。一名志愿病理学家告知调查人员，其他组织或腹腔内液体中仍可能检测到药物。2005年9月22日，调查人员将纪念医疗中心十八具遗体的组织样本送交National Medical Services, Inc.进行检测；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讨论的一份实验室报告显示，其中九例检出吗啡，另外数例检出咪达唑仑。但就本文所述证据而言，这些整体检测结果并未指明拉加斯个人的毒理学检测结果。

后续专家讨论强调，检测到药物与证明药物如何导致某一具体死亡并非一回事。对死后组织进行检测，不如检测活体患者的血液那么直接；高温和腐败也可能影响测得的药物浓度。弗兰克·明亚德咨询了史蒂文·卡奇；卡奇认为，遗体经受长时间高温后，体内药物浓度无法可靠地确定死因。迈克尔·巴登强调，患者死亡前不久体内曾有药物，并表示他讨论的案例中没有其他可替代的死因；西里尔·韦克特质疑卡奇对高温如何影响药物浓度测量的说法，同时承认自己所做的小规模实验存在局限。这些分歧构成了更广泛调查的背景，而非关于拉加斯的确定性个案结论。

事件的意义

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因为它保留了预见到的后果与明确声称的目的之间的区别，却没有解决二者之间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库洛塔认为药物会缓解拉加斯的呼吸困难和痛苦，同时也认为药物会加速她的死亡；记录还表明，药物以单次推注方式给药，没有电动泵所能提供的控制。因此，仅凭这些事实，拉加斯所接受的治疗既不能被简化为常规的舒适照护，也不能被视为已经确立的故意杀人结论。这一场景的意义在于撤离危机施加的压力、医生对可能后果的认知，以及后续证据在区分缓解痛苦、可预见的伤害与意图方面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