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蒂勒参与给Memorial病人注射致死药物

约翰·蒂勒在纪念医疗中心参与用药，被呈现为一项发生在撤离、与患者家属分离以及医院日常运作崩溃之际的选择。安娜·普劝他离开时，他留了下来，协助讨论药物剂量，并接受了一项计划，意在确保患者在剩余工作人员离开前死亡。叙述交代了他的理由，但并未将紧急情况视为这些行为在医学或法律上可被允许的证明；后来的法医检验结果证实，部分患者曾接触药物，但并未解决关于死因、剂量或个人责任的所有问题。

在没有家属在场时作出的决定

蒂勒在二楼大厅临时设置的病区见到患者时，患者的亲属已经全部被安排离开。他们被告知，亲人正在被送往救援途中。家属不在场，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就患者亲属可能希望他怎么做一事征求意见。叙述提出的这个问题，凸显了与患者代理人共同作出决定和在他们缺席时采取行动之间的区别。

大厅里有注射器、吗啡和护士。蒂勒认为，他认识多年的重症监护护士谢丽·兰德里把药物从重症监护室带了下来。叙述提到，兰德里在医院里的绰号是“夜班女王”，并指出她与这家机构渊源很深——她就出生在那里。蒂勒明白这些药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也赞同使用它们。一位年轻的内科住院医师曾帮他给一只猫实施安乐死，但这次拒绝参与。蒂勒安慰她说不必担心，他和其他人会处理。她的拒绝表明，留下来的临床人员并未完全达成一致。

蒂勒留下并参与其中

蒂勒主动提出协助安娜·普，但她起初拒绝了他的帮助，并一再劝他离开该区域。他坚持留下。这段交流说明，他的参与并非只是接受了某项指派——有人劝他离开后，他仍留在那里，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叙述介绍了他后来为接受该计划所给出的理由。风暴过后，在他看来，新奥尔良似乎陷入非理性和失序，平常的法律和医疗标准已不再适用。他接受了患者无法转移、工作人员必须离开的前提。在他看来，工作人员离开后继续输注的吗啡可能会在患者死亡前用完，使患者承受剧烈痛苦。他把提议中的捷径合理化为缩短舒适照护的过程，但明白这在技术上属于犯罪。叙述也指出，当时他没有考虑过另一种选择——陪在患者身边，直到他们自然死亡。他后来表示，他相信这样做会使自己的生命陷入危险。

用药计划及其风险

蒂勒与部分留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讨论了剂量。他表示，目标是给予足够的药物，使患者在其他人离开前死亡。他提议先使用10毫克吗啡和5毫克Versed镇静药（一种起效迅速的镇静剂），并视需要增加剂量。这些具体内容表明，他的角色不只是笼统地表示赞同——他参与制定了用药方案，也说明了自己会如何给药。

叙述强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就使用Versed镇静药发出严厉警告。警告指出，该药可能导致呼吸停止，只应在能够监测患者且医生已做好复苏准备的场所使用。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大多数患者有不予心肺复苏医嘱，但叙述将这类医嘱与授权致人死亡区分开来——DNR状态本身并不能解决蒂勒及其同事面临的伦理问题。

面对不确定情况时，蒂勒求助于凯伦·温。她是重症监护室护士主管，也是医院伦理委员会负责人。凯伦·温在医院工作了数十年，熟悉艰难的临终决定。蒂勒信任她，并询问他们能不能、或者是否必须采取行动。这些问题体现的是犹豫，而非已经确定的伦理答案。叙述在此处没有交代凯伦·温的答复，也没有把她的角色简单写成对该计划的赞同。

后续证据与尚未厘清的区别

随后的调查面临重大限制，难以确定使用了哪些药物，以及每一例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弗兰克·明亚德最初告诉弗吉尼娅·赖德，检验从纪念医疗中心运出的遗体用处不大——遗体在高温中腐败了一周多，因此无法采集血样测量药物浓度。后来一份关于18起个案的报告称，其中9起吗啡检测呈阳性，另有约5至6起咪达唑仑检测呈阳性。这些结果仅涉及接受检验的个案；单凭这些结果，无法确定是哪位临床人员给某位患者使用了特定药物，也无法确定精确剂量。

罗伯特·米德尔伯格提醒说，死后组织中的毒理检测结果比对活体患者进行血液检测更难解读。高温中的时间可能改变药物浓度，因此他敦促同事结合每位患者的临床病史评估实验室结果。于是，调查小组逐案审查了现有记录。弗兰克·明亚德在考虑该向大陪审团说明什么时，也咨询了史蒂文·卡奇。安娜·普的律师聘请的一位当地毒理学家也持相同看法；而迈克尔·巴登则认为，剂量存在不确定性，并不会消除患者临终前不久体内出现这些药物的重要性，也不能排除他所判断的、没有其他相互竞争的死因这一事实。

因此，调查将紧急情况中被混为一谈的问题区分开来。检测可以发现药物，但药物浓度难以解读；有药物暴露证据，并不自动证明精确剂量、特定个人采取的行动或其意图。蒂勒的叙述仍然意义重大，因为它既记下了他积极参与制定计划，也记录了他意识到自己越过了法律界限。他的理由源于患者可能在没有工作人员照看的情况下被留下这一前景；然而，家属缺席、明确提出的加速死亡目标、药物警告以及后来法医解读的局限，都使这一事件无法被简单归结为舒适照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