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进入坎特伯雷的斯特朗博士学校时，先前数年里，教育一直与恐惧、忽视和强迫劳动联系在一起。这次转变不只是换了一所学校——他来到一个重视荣誉与诚信、而非以恐吓手段施加纪律的群体之中；在默德斯通兄妹和仓库打乱他的童年之后，他也获得了重新成为学生的机会。

决定及实际安排

一天晚上，在贝齐·特罗特伍德家中，她谈起大卫的教育，问他是否愿意去坎特伯雷上学。他欣然同意，部分原因是那座城市离她很近。贝齐接着提出了她一贯雷厉风行的安排——她问大卫是否愿意第二天就动身，随后吩咐珍妮特在十点雇一辆灰色小马拉的轻便马车，并在当晚收拾好他的衣物。教育此前曾是胁迫与痛苦的来源，如今却成了大卫能够主动向往、也有成年人愿意替他安排的事情。

这个计划不只是找一所学校那么简单。威克菲尔德先生解释说，大卫暂时不能住进当时最好的那所学校。他转而提议，让贝齐把外甥暂时留在自己家里，并说那里清静，适合读书，他们还可以慢慢考虑长远安排。贝齐不愿给人添麻烦，但威克菲尔德先生把这个提议说成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不是永久性的责任。这样的临时安置使大卫能够先开始上学，不必等到居住安排的所有实际细节都敲定之后。

在威克菲尔德家，大卫见到了艾格妮丝，她是威克菲尔德先生的女儿和管家。她亲吻了父亲，身旁的小篮子里放着一串钥匙；她沉静而体贴的举止给大卫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她在老式楼梯上等候来客时，大卫觉得她的明亮神采仿佛教堂的彩色玻璃窗。这次相遇既属于他踏入学校生活的过渡，也属于他进入新家庭的过程——坎特伯雷不仅提供了求学之所，也提供了一个接纳并照料大卫的家庭环境。

初到斯特朗博士学校

第二天早晨，威克菲尔德先生陪大卫来到学校。那是一幢庄严肃穆的建筑，坐落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塔楼下的庭院里。他在那里把大卫介绍给斯特朗博士。大卫对校长的第一印象既滑稽又令人摸不着头脑——斯特朗博士衣服皱乱，头发蓬松，绑腿没有系好，靠着炉边的鞋子也张着口，使他看起来几乎像外面的铁门一样僵硬而饱经风霜。他和蔼地欢迎大卫，但大卫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斯特朗博士向他伸出的手。

安妮·斯特朗正在附近做事。她跪下来替斯特朗博士穿鞋、系好绑腿，动作愉快而迅速；随后，威克菲尔德先生称她为斯特朗太太，大卫对此感到惊讶。这一幕让学校权威显出家庭般的人情尺度。斯特朗博士并非以盛大的威严排场登场，而是一位心不在焉的学者，日常所需由妻子默默照料。

教室是一座大厅，位于房屋安静的一侧，窗外是幽僻的花园，阳光照着的墙边，桃子正在成熟。大约二十五名男孩起身向斯特朗博士致意；威克菲尔德先生和大卫进来时，他们仍然站着。斯特朗博士把大卫介绍为新来的学生，年级长亚当斯走上前来欢迎他，为他安排座位，并把他介绍给教师们。这样的礼貌接待有所帮助，却没有立刻消除大卫的疏离感。

过往经历的重负

与大卫过去的经历相对照，这份欢迎的意义便更加清楚。在家里，功课曾意味着坐在母亲膝边学习字母；那些轻巧的字母形状和母亲温柔的声音，在他的记忆中仿佛通向一条鲜花铺就的小径。爱德华·默德斯通和简·默德斯通掌权之后，功课却变得冗长繁多、艰深难懂，往往叫人摸不着头脑。虽然名义上是母亲主持功课，默德斯通兄妹却借此把他们的“坚定”教条强加给母子二人。学习变成了日复一日的苦差事。

萨勒姆学堂并未带来任何改善。大卫在假期期间被当作惩罚送到那里，抵达后看到的是一间空荡、无人照料的教室——课桌、长凳、散落一地的练习册、被遗弃的白鼠，还有一只既不唱也不叫的笼中鸟。后来，他十岁时被送到默德斯通与格林比的仓库做工。在那里，他检查并清洗瓶子，给装满的瓶子贴标签、塞上软木塞、封好瓶口，再把成品瓶装进木桶。因此，坎特伯雷与其说是换了一所学校，不如说代表了更深刻的转变。惩罚和剥削让大卫觉得，寻常的童年生活，包括学业与游戏，都属于别人；如今他重新回到了求学之中。

这段经历伴随着他走进新教室。大卫觉得，其他男孩不可能知道他经历了什么；自己像个普通学生一样置身他们中间，几乎是一种冒充。他已经不熟悉男孩们的游戏，在同龄人中举止笨拙；从前学过的东西，也在工作那些肮脏琐碎的要求中逐渐遗忘。接受考查时，他懂得的东西少之又少，因此被分到了最低年级。欢迎是真诚的，但他重新融入其中，仍须从最底层开始。

不同的管教方式与新的开始

大卫逐渐适应了新环境。日复一日，他的不安渐渐减轻；不到两周，他便在新伙伴中感到自在而快乐。他的学业仍然落后，玩游戏时也显得笨拙，但他相信，练习可以弥补前者，勤奋可以改善后者。他认真投入游戏和功课，赢得赞许；他过去在仓库里的生活开始显得陌生，而学校生活则日益熟悉。

斯特朗博士的学校被描绘成克里克尔先生的萨勒姆学堂在道德上的反面。这里的秩序庄重而有礼，却建立在对男孩们荣誉感和诚信的信任之上。学校明言，除非他们的行为证明并非如此，否则便假定男孩们具备这些品质。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管理学校、维护学校的声誉；这种共同责任使他们乐于归属学校，也愿意学习。课业之外，他们还享有自由，可以尽情参加游戏；镇上的人通常也认为他们表现得体。这里的纪律并不意味着没有标准，而是说，标准依靠信任、参与和集体尊严来维系，而不是依靠恐惧。

因此，这一段经历标志着教育对大卫而言有了新的意义。早先的成年人不顾他能否理解，便控制他的功课；而他的劳动更彻底地取代了学业。在坎特伯雷，贝齐·特罗特伍德和威克菲尔德先生所作的安排，使他得以进入一所期待他参与其中的学校。他最初的地位很低，自信心也仍不稳定，但他有了与其他男孩为伴的位置，有了通过努力进步的希望，也有了一套把诚信视为可以信赖之物、而非惩罚理由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