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卡波特的酗酒与状态衰退

杜鲁门·卡波特的酗酒与衰退，贯穿于公开醉酒、秘密住院、尝试戒酒以及重新饮酒的循环之中。日记没有提供临床记录，也没有对他的行为作出定论式解释。相反，它记录了一些场景，其中表演与痛苦令人不安地交织在一起——卡波特在精神科医生的诊疗过程中哭了起来，随后却称那一刻是在演戏；后来，他醉醺醺地出现在电视上，又偷偷开口要酒。随着这些变化，他的状况显现为一场既属于个人的危机，也成为朋友、东道主与新闻界旁观的奇观。

痛苦与表演

在日记较早记录的一次会面中，卡波特午餐后带着鲍勃·麦克布莱德和日记作者去见他的精神科医生。日记作者的录音机开着，他谈起父亲、母亲、继父，以及父亲从他那里拿走的钱。精神科医生引导他回到一个梦境。卡波特站起来，望向窗外，随后转身面对其他人，眼里噙着泪水；诊疗结束后，他猛地站起身问道：“这演得不是很精彩吗？”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并未说明他的情绪究竟是表演出来的还是发自内心的。相反，这一幕保留了两种可能——人们亲眼看见他流泪，但卡波特本人却将这一场面说成是在演戏。这种不确定性是日记描绘他走向衰退时的核心特征——显露出来的痛苦与面向公众的自我呈现，反复出现在同一画面之中。

电视亮相与住院

1978年7月18日，报纸刊出了卡波特的照片，因为他醉着上了《斯坦利·西格尔秀》。他曾告诉斯坦利·西格尔不要问他的饮酒问题，却还是醉醺醺地出现在节目里。日记作者没有看过这期节目，因此记述来自事后的情形——那张照片，以及卡波特的要求与节目播出时实际发生之事之间的矛盾。这一事件让他的饮酒问题公之于众，也表明他试图划定的界限几乎无法发挥作用。

到了7月24日，鲍勃·麦克布莱德告诉日记作者，卡波特住进了东61街115号的一间私人病房，那栋楼里也有日记作者的牙医诊所，而且没人知道此事。麦克布莱德担心卡波特会自杀。他说，那天早上他把卡波特送到电视节目现场时，卡波特看起来还好；他猜卡波特可能服用了氯丙嗪。至于卡波特本人，则说自己不记得那期节目。这些都是转述的担忧与解释，并非经过证实的结论。记述还记录了围绕卡波特创作的压力——他对人们说他已经江郎才尽感到难过，而日记作者一再试图打听他是否正在写《应允的祈祷》。卡波特不肯回答是或不是。因此，在日记中，他的状况与对其健康、记忆、声誉以及书稿进展的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

同一则日记还记下了C·Z·盖斯特劝他去明尼苏达州住院的事。日记作者不知道麦克布莱德希望得到什么建议，便回答说，如果卡波特去了，他会试着安排探望。那句“如果人们打算自杀，谁也拦不住他们”的话，表达的是无能为力，而非确信卡波特会做什么。7月26日，日记作者在小砂锅餐厅与卡波特和麦克布莱德见面，得知卡波特刚出院。卡波特说，盖斯特夫妇要带他去明尼苏达州继续戒酒。他收到了大约一百封有关电视亮相的信，还大声读出斯坦利·西格尔的贺信。日记作者认为这番赞扬空洞无物，并指出，如果真的关心卡波特，就不该让他醉着上节目；他还观察到，这件事让西格尔获得了全国关注。这段交流将卡波特的危机置于一种媒体生态之中——同一次亮相既可能伤害他，也可能让节目主持人获益。

戒酒尝试与重新饮酒

9月7日，鲍勃·麦克布莱德接听了卡波特公寓的电话，说卡波特约一小时前刚从明尼苏达州回来。卡波特正要去奥伦特赖希医生那里，刮磨或打磨脸部。日记没有记述卡波特在明尼苏达州期间发生了什么；这则简短的报告只说明他已经回来，并马上要去赴约。简练而实际的细节，与先前的恐惧和住院保密形成对照，却没有暗示根本问题已经解决。

9月26日的日记明确记下了他重新开始饮酒。卡波特早早来到The Factory，准备拍一张计划用于《《《High Times》》》圣诞封面的照片，照片中原本安排他与日记作者同框。他向布里吉德·柏林讲起戒酒疗养处的事，她则就此采访他。后来，他喝醉了，拥抱着人们，恳求柏林给他弄杯酒，并叫她不要告诉麦克布莱德。此前，她已经当场发现他在厨房喝酒。这一请求将复饮变成一个具体而微小的隐瞒场景——他向一位朋友讨酒，却瞒着另一位朋友，而且这次尝试早已被人揭穿。周围的人仍继续筹备拍照、采访和服装造型，但社交活动并未掩盖他重新饮酒的事实。

日记对衰退的记录

在这些事件中，日记没有描绘一条从危机通向康复的清晰道路。秘密住院之后，是继续接受治疗的计划；从明尼苏达州回来几周后，他又在拍照时喝起酒来。卡波特自己的话更凸显了这种不稳定——他不记得那次电视亮相，不肯说自己是否正在写作，还称自己在精神科医生诊疗室里的眼泪是演戏。日记保留了这些矛盾，没有将它们归结为单一的动机或诊断。

叙述者的视角本身也是这份记录的一部分。日记捕捉到卡波特身处亲密场合的样子，却也一再呈现围绕他的观众——电视节目主持人、写信者、朋友、采访者，以及等待拍摄封面照片的相机。日记中的幽默与直率，伴随着麦克布莱德的担忧，以及日记作者对自己能做什么所抱有的有限信心。由此呈现的并非一场戏剧性的单一事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公开暴露、私下担忧、尝试戒酒，然后再次饮酒——这些片段式观察并未消除其中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