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hol业务所受的持续IRS审计

美国国税局对沃霍尔业务持续进行的审计，使记账成为安迪·沃霍尔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赋予日记实际用途。最初，这份记录是用来追踪访客、事件和开支的；后来，它变成了通过与帕特·哈克特定期通话汇编而成的第一人称叙述，既能审视平凡日常，也能为税务审查留存细节。

受审视而形成的记录

1976年以前，哈克特记着一份粗略的工厂日志——她列出前一晚来访的业务人士和重要事件，有时会向几个人分别询问他们的说法，也会记录沃霍尔的开销。这种做法旨在确认发生了什么以及花了多少钱，而不是呈现沃霍尔个人的视角。哈克特表示，她不想再去办公室工作，但愿意继续和他一起写《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沃霍尔便请她继续记日志，并逐项记录他的个人开支。她反对每天打电话给办公室职员，拼凑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们于是达成一致，由沃霍尔亲自讲述每日情况，让日志变成他自己的叙述。

这项安排开始于税务压力异常持久的时期。美国国税局在1972年首次对沃霍尔的业务进行重大审计，此后年年审查，直到他去世。他认为，这种审查是尼克松政府对他1972年为乔治·麦戈文设计的竞选海报所作回应；海报描绘了绿色脸庞的理查德·M·尼克松，并印有“投票支持麦戈文”的口号。沃霍尔从哲学立场上称自己是自由派民主党人，不过他说自己不投票，因为不想被征召担任陪审员。如果员工答应投票支持民主党，他会在选举日给他们放假。日记记录的是他本人的怀疑和确信，而非对审计原因已经成立的解释。

每日电话记账

1976年秋天，沃霍尔和哈克特约定在工作日早晨通话，通常从上午九点左右开始，最迟不会晚于九点半。表面上，他们的任务是记录他前一天及前一晚做过的一切、去过的所有地方，以及途中产生的现金开支。金额微小也同样重要——沃霍尔的记录甚至包括在街头公用电话亭打电话花的十美分。通话并非单纯报出总数，而是交谈；闲聊之后，他会报告开销并讲述自己的活动。他把这称为哈克特每天五分钟的工作，但每次通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记账还通过一套反复进行的文书工作落实到纸面上。哈克特在法律用便笺簿上做详细记录，通话后立即打出日记条目，趁沃霍尔说话时的语气还记忆犹新。大约每隔一周，她会把打好的页面带到办公室，并附上沃霍尔留给她的零散出租车和餐馆收据；收据上的金额与他在电话中报告的开销相符。完成的页面被放进文件盒。这样一来，口述回忆和实物凭证——金额、收据与打字记录——便汇成一份持续积累的档案。

这套日程安排也兼顾周末和旅行，不会遗漏任何一天。日记只在周一至周五记录，周末不写；到了周一，沃霍尔会在一场连续记录中回述前一个周五、周六和周日的情况。外出时，他可能从目的地打电话，也可能写下笔记，通常写在酒店信笺上，返程后再念给哈克特听。有时他会对着录音机口述，再把录音带交给她。若哈克特外出，她可能会打电话给他，让他念自己的笔记。两人也会在约定的日记通话之外交谈，谈共同的工作或以朋友身份闲聊；沃霍尔有时会借这些谈话补充或更正记录，并请她把相关信息写进日记。

审计延伸至办公室

多年来记录下来的压力，于1980年1月14日演变成一场直接冲突。两名美国国税局探员来到沃霍尔的办公室；据他所述，他们大声叫嚷，要求见他。他躲进弗雷德·休斯的办公室区域。沃霍尔区分了两人——一人个子高、态度粗鲁；个子较矮的探员则说自己喜欢那些画，并试图让沃霍尔开口。事件涉及的不只是沃霍尔自己的记录。探员最后表示，他们要找的是鲁珀特·史密斯，但沃霍尔仍收到传票；他们要查的记录包括已注销的支票。这次遭遇表明，审计直接闯入了办公室；沃霍尔试图避免与调查人员交谈，最终却收到正式的文件调取要求。

日记中精确的记账和那次令人不安的办公室来访，属于同一套体系，却不是同一种证据。通话让日常开销变得清晰可查；传票则表明，政府审查可能超出这些常规记录，并要求提供业务文件。因此，沃霍尔的做法既包括日常的自我记账，也始终带着一种意识——这些记录可能会受到审查。

出版日记及其局限

出版的日记并非这一过程的完整账册。哈克特说，原稿有两万页，她通过删去整日的内容、有时甚至删去整周的内容，以及经常删去部分日记，将其缩减为一卷。她也删去了许多姓名，让文本读起来更像叙事，而非社交专栏。对于一份围绕谁在场、发生了什么、沃霍尔花了多少钱而形成的记录，这些编辑选择尤其重要——出版版本保留的是经过选择的材料，并非每条记录或每笔交易。

哈克特还删去了两人交流中许多人际层面的内容，包括只有她才明白的指涉；她把少数保留下来的私人指涉改为使用自己姓名首字母的第三人称表述。结果是，早晨通话仍保有亲密、交谈式的特点，但读者认识参与者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审计赋予日记一个有限的实际目的，但电话交谈超出了这一目的——它们成了沃霍尔审视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日记独特的力量，来自它将这两种用途并置在一起——一边是个人叙述，另一边是在持续审查之下对开支所作的细致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