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误报鲍德温备忘录接收者
总统班底《华盛顿邮报》关于鲍德温所称备忘录接收者的错误报道，是该报水门事件调查中的一则头版失误——10月6日，该报称阿尔弗雷德·C·鲍德温三世说出了两名与窃听有关的备忘录接收者，并选定了可能的第三人。这篇报道看似比《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更进一步，但其背后的证据间接而不确定。几周后，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得知，鲍德温看过的文件很可能是常规安全备忘录，而非窃听谈话记录。这一错误在公众面前给三名男子蒙上污名，也表明一则看似得到佐证的报道，仍可能建立在对基础证据的根本性含混理解之上。
背景与报道依据
事情的直接背景是一场长达五小时的录音采访，鲍德温在采访中与《洛杉矶时报》的杰克·纳尔逊交谈。在这次采访中，鲍德温没有提供任何可能看过窃听备忘录者的姓名。然而，在《洛杉矶时报》采访的两周前，伯恩斯坦从一名民主党调查人员那里听到了另一种说法——据称，鲍德温说罗伯特·奥德尔和威廉·E·蒂蒙斯是他认为收到了备忘录的两个人。鲍德温曾看到詹姆斯·麦科德把备忘录寄给他们。调查人员转述的说法，并不等同于鲍德温在录音采访中亲口说出这两人的名字；当指控刊登出来时，这一区别至关重要。
所谓第三名接收者的身份更加不确定。根据伯恩斯坦的消息来源，鲍德温说出了一个听起来像姓氏的名字，而那其实是名字。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给鲍德温看了一份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官员名单，他选中了杰伊·格伦·西达姆；西达姆曾与戈登·利迪共用办公室。但鲍德温对西达姆并无把握。因此，这些姓名并非来自明确无误的指认——前两人的姓名是经由一名调查人员转述的，第三人的姓名则来自他在名单上试探性地作出的选择。
伯恩斯坦提议撰写一篇报道，称鲍德温说出了奥德尔和蒂蒙斯的名字，并描述他如何选中西达姆的名字。他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的一名消息来源，对方确认了这些细节，伍德沃德也同意继续报道。这一确认帮助记者推进报道，却没有弄清鲍德温看过的是哪类备忘录，也没有证实那些文件是窃听记录。确认转述的说法与核实基础文件之间的区别，后来成为决定性问题。
报道刊出与更正
报道于10月6日刊出。它比《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有了显著推进，因为报道提供了姓名，让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谁可能收到了这些备忘录。白宫和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都没有公开谴责这篇报道。然而，没有公开抗议并不能使核心指控变得准确。
几周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得知，联邦调查局最初的报告并未说清楚，鲍德温看到的是有关窃听谈话的备忘录，还是仅仅是常规安全备忘录。这种含混并非附加在原本可靠的指认上的细小保留，而是关系到报道核心文件性质的问题。最终，记者们确信这些备忘录是常规文件，与窃听毫无关系。因此，被点名为接收者的男子，在公众面前被牵扯到并不能支持这种关联的证据之中。
这一事件发生时，记者们已经意识到，不能把调查记录安全地视为能够自行证明其内容的材料。例如，联邦调查局的302号表格记录了调查人员从证人那里听到的内容，但这些只是未经评估的原始陈述，可能包含事实、传闻、猜测或怨愤。记录本身的存在，并不能证明其中内容属实。在鲍德温的报道中，不确定性有所不同，但同样后果重大——调查人员的报告没有明确指出鲍德温看过的是哪类备忘录。报纸在这种不确定性尚未消除之前，就刊登了具体指控。
对被点名者的影响
这篇报道在《华盛顿邮报》头版指控三名男子，伤害了他们；他们的家人、邻居和朋友都会读到这份报纸。罗伯特·奥德尔向检察官提出抗议，其中一人形容他几乎要哭出来。水门事件的污名一直伴随着他，尽管书中指出，这篇报道并非造成这一状况的唯一原因。他求职困难；1973年，农业部聘用他担任顾问，但不久后就因他的名字仍不断出现在调查报道中而将他解雇。
威廉·E·蒂蒙斯因这些指控而情绪低落。他的妻子希望他辞去白宫幕僚职位；经过与理查德·尼克松长时间交谈后，他才决定留下。因此，这篇报道的影响超越了职业声誉——它给他在政府中的职位，以及他是否继续留任这一重要选择，都带来了压力。报道将杰伊·格伦·西达姆列为受到牵连的第三人，同时强调鲍德温对这一指认并无把握。这三起遭遇共同揭示了将试探性线索变成头版姓名所造成的人身代价。
在调查中的意义
这篇报道的意义在于，其表面上的精确与证据的薄弱之间存在落差。报道列出了接收者的姓名，称一名司法部消息来源证实了说法，并把他们与鲍德温看过的备忘录联系起来。但这条证据链中有若干尚未解决的环节——鲍德温的录音采访没有提到任何接收者；他据称作出的指认，是经一名民主党调查人员转述给伯恩斯坦的；他对西达姆的选择并无把握；而且，相关文件也没有与普通安全备忘录明确区分。每个细节都增加了报道的具体程度，却没有解决其根本问题。
对于《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后来被事态发展推翻的错误细节。报纸公开把三名男子与窃听相关材料联系起来，而记者们最终认定那些材料只是常规文件，与窃听无关。后果持续影响着他们，其中奥德尔受影响尤为明显——由于他的名字始终与调查联系在一起，他的就业前景继续受损。这一事件是调查过程中的一次逆转——原本旨在让公众了解情况更加清晰的报道，反而表明，如果证据本身尚未得到可靠辨认，仅仅证实对证据的描述还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