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水门案七人起诉

1972年9月水门案七人起诉正式指控七名男子犯有共谋、入室盗窃以及非法以电子方式截取口头通讯等罪行，但没有查明是谁发起了间谍行动，也没有说明行动资金如何流入其中。大陪审团于9月15日提出起诉，这既是法律程序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调查陷入僵局——针对被捕行动人员的案件取得进展，但可能将他们与竞选团队高层人物联系起来的资金和政治线索仍未纳入指控。

指控及其局限

起诉书列出E·霍华德·亨特、G·戈登·利迪，以及6月17日在水门综合建筑群被捕的五名男子。每人最多面临八项单独指控，内容均涉及共谋、入室盗窃，或违反联邦法律、以电子方式截取口头通讯。《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些指控没有触及有关被指间谍行动目的或发起者的核心问题。因此，法律行动确认了闯入案直接层面所涉的涉嫌犯罪，却没有回答是谁授权、资助或指挥了更广泛的政治行动。

司法部长理查德·克莱因迪恩斯特将起诉描述为一次异常广泛调查的成果，并称调查涉及美国各地城市和外国。然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和编辑越来越怀疑，调查范围之广是否真的带来了对案件的完整说明。这种反差不仅是官方信心与新闻界疑虑之间的对立，也在于起诉书明确界定的指控，与另一组尚未在法庭上公开其意义的资金证据之间存在差别。

未纳入案件的资金线索

马丁·达迪斯和卡尔·伯恩斯坦调查的一组墨西哥支票，是尚未解决的一条线索。其中四张支票与《纽约时报》先前报道的描述相符，但第五张格外引人注意——一张金额为2.5万美元的银行本票，日期为4月10日，由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第一银行与信托公司开出，收款人为肯尼斯·H·达尔伯格。该支票于4月20日与另外四张一同存入，使存款总额达到11.4万美元。四天后，伯纳德·巴克提取了2.5万美元；其余8.9万美元则另行提取。单凭这张支票和这些提款，无法证明是谁发起了水门闯入案，但它们使起诉书对资金问题的沉默成为记者尖锐追问的焦点。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披露，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设有一个秘密账户，内有超过30万美元，用于敏感的政治项目。该报称，水门间谍行动的资金由前竞选经理约翰·米切尔的几名主要助手掌控。G·戈登·利迪曾从该基金领取资金；与账户有关的记录已被销毁；休·斯隆则因怀疑水门事件而辞职。文章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些细节，也在于它们揭示的出入——起诉书没有揭开记者认为可能存在的更大规模阴谋，而竞选团队雇员仍可能掌握起诉书未能解答问题的答案。

证据、授权与不确定性

伯恩斯坦询问司法部官员，有限的起诉如何与竞选委员会账簿管理员和斯隆提供的信息相符。官员最终确认，政府掌握这些信息。记者认为，这两份陈述支持这样一种关联——莫里斯·斯坦斯保险柜里的基金与窃听行动有关，而资金由约翰·米切尔的助手掌控。不过，证明基金存在、证明由谁掌控基金，以及证明这些钱用于水门行动，是彼此有别的事项，这一区分仍然重要。竞选委员会账簿管理员曾表示，她掌握的证据无法确凿证明这笔钱流向了该行动。报道对调查范围提出了严肃质疑，但并未将涉嫌资金链上的每一环都变成已证实的事实。

伯恩斯坦继续追问，但没有得到重新调查的承诺。官员称，任何新信息都会在审判中披露，并断言政府已经掌握全部事实，还说调查已告一段落，重启的可能性极低。这段对话让起诉书的局限显得事关重大，而非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限制。如果检察官掌握了秘密基金和竞选中间人牵涉水门事件的信息，那么他们公开提出的指控仍未解释，为何涉嫌发起行动者的问题没有得到处理。

后续证词澄清之处

之后的报道和证词使授权者这一未解问题变得更加具体。斯隆后来解释说，最初有人找他要钱时，他给时任司法部长的米切尔打了电话；米切尔让他分发资金，而这类电话往来始于1971年。斯隆称，最初只有米切尔有权批准支出，后来这项权力转交给其他人，其中包括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这一说法描述了一条9月起诉书未曾列明的审批链。它没有消除关于每笔款项具体用途的证据局限，却使高层是否知情的问题更加具体。

随着案件进展，这一缺口仍然存在。1973年3月，报道说詹姆斯·麦科德作证称，支付给水门共谋者的现金直接来自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此前，斯隆曾告诉记者，逮捕行动发生后秘密基金仍在运作，而且资金已从斯坦斯的保险柜转交给弗雷德·拉鲁；记者因为无法核实这一信息，也无法查明资金如何使用，所以没有刊出。结合之后披露的信息来看，9月的起诉书是早期且范围有限的起诉，并非对闯入案背后政治与资金问题的解决。其重要性就在于这种矛盾——七名男子遭到起诉，但通向他们背后人物和运作机制的线索仍未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