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b Magruder向检方合作并指证高层

杰布·马格鲁德与检方合作并指证高层

杰布·马格鲁德于1973年4月与联邦检察官合作，为水门行动提供了一份影响重大的内部人士叙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他告诉检察官，约翰·米切尔和约翰·迪恩批准并协助策划了窃听行动，之后又安排收买已被定罪的共谋者，使他们保持沉默。这一披露将事件的两个阶段——策划闯入和向涉案人员付款——联系起来，并使这位前竞选副经理从一名曾被记者视为忠诚派的人物，转变为一名证人；他的说法威胁到了职位高于他的人物。

秘密资金与早期证据的局限

在马格鲁德合作一事公开之前，记者已拼凑出一条资金线索，引发了人们对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疑问，但尚未查明完整的授权链条。一条线索是一张金额为2.5万美元、收款人为肯尼斯·H·达尔伯格的银行本票。它与四张墨西哥支票一同存入，构成一笔11.4万美元的存款；四天后，2.5万美元被提取，随后其余8.9万美元也被分别提取。这张支票有助于揭示水门行动周边的资金流动，但单凭它无法说明是谁授权了窃听行动，也无法证明这些资金的用途。

《华盛顿邮报》后来的一篇报道介绍了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一笔超过30万美元、用于敏感政治项目的资金。报道称，约翰·米切尔的几名主要助手控制着这笔资金，G·戈登·利迪曾从中取得款项，而且与该账户有关的记录已被销毁。报道还称，休·斯隆因对水门事件心存疑虑而辞职。这些发现为调查确立了组织和资金背景，但报纸强调，起诉并未终结共谋，而且竞选工作人员可能掌握更多情况。

斯隆的说法补充了授权链条的一部分。他说，第一次有人向他要钱时，他打电话给当时在美国司法部的米切尔，米切尔告诉他把钱发出去。这些电话始于1971年；最初，只有米切尔获授权批准开支，后来权限转交给包括马格鲁德在内的其他人。这些证据表明，马格鲁德处于这笔资金的审批体系之中。但仅凭这些证据，无法证明他批准了水门窃听行动，也不能证明他了解每一笔开支的情况。他后来向检察官作出的陈述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它涉及策划和封口付款，而不仅仅是接触竞选资金。

记者追访内部人士时，竞选委员会内弥漫着明显的恐惧，员工说话也十分谨慎。记者联系到的员工在家中发抖，要求伯恩斯坦离开，或情绪崩溃哭泣。竞选委员会的账簿管理员告诉他，有人已经对大陪审团撒了谎，萨莉·哈莫尼和其他人也撒了谎，但在报道所述的这次交谈中，她没有说明这些谎言具体涉及什么。与此同时，斯隆描述了一种要求员工保持团结的非正式预期：“守住阵线”，或“让这条船保持完整”。这些说法显示了潜在证人所承受的压力；但它们并不能证明马格鲁德本人曾指使施加这种压力。

从忠诚派转变为合作证人

消息于4月18日传到伍德沃德那里，也就是马格鲁德前往检察官处的次日早晨。一名竞选委员会联系人邀请他到办公室，并以异乎寻常的直白方式透露了这一进展：“马格鲁德就是你们下一个麦科德。他上周六［4月14日］去找检察官，把迪恩和米切尔供了出来。”消息来源称，马格鲁德四面受压，并说：“墙壁正向他逼近——墙壁、天花板、地板，所有一切。”这是消息来源对马格鲁德为何转向检察官的描述，并非记录下来的马格鲁德本人对动机的陈述。

被问及马格鲁德披露了什么时，这名联系人提到了“窃听计划和封口付款计划”，以及窃听行动之前他与利迪在米切尔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伍德沃德随后联系的一名白宫官员将这份说法描述为涵盖计划、图表和封口付款，并强调，与他拿来比较的早先证词不同，这并非传闻。该官员说，这会牵连迪恩和米切尔。这些说法让记者有理由将此次合作视为重大进展，但报道的细节仍取决于消息来源对马格鲁德向检察官所述内容的转述。

这一转变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曾将马格鲁德视为“超级忠诚派”。他从竞选团队高层转而与检察官合作，并没有抹去他此前在组织中的地位——斯隆的说法此前已将他列为最终获得付款审批权的人之一。相反，新的披露将他的组织职位与一份据称涉及闯入前后决策的叙述并列呈现。由此形成的图景比一份与资金有关的人名清单更加具体，不过，在这里所呈现的材料中，它仍是对向检察官陈述内容的报道，而不是法庭裁定。

指控及其刊发

伍德沃德接着致电马格鲁德的律师詹姆斯·J·比尔鲍尔，说《华盛顿邮报》知道他的当事人已经去找检察官。比尔鲍尔回答：“我甚至不确认他是我的当事人。”尽管如此，伍德沃德还是告诉他，报纸打算报道马格鲁德曾指控迪恩和米切尔参与窃听行动及掩盖行动。这段交锋展现了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记者获知机密进展后，涉事者的代表尚未公开证实此事。报纸已从消息来源那里获得说法，但律师甚至拒绝承认双方的代理关系。

在4月19日的报道中，编辑本·布拉德利帮助解决了如何注明消息来源的问题。导语将马格鲁德称为理查德·尼克松的前特别助理和竞选副经理，并将核心说法归于他——米切尔和迪恩批准并协助策划了水门窃听行动，之后又安排收买已被定罪的共谋者，使他们保持沉默。报道说，马格鲁德于星期六向联邦检察官作出这些陈述，并称白宫和竞选委员会的三名消息来源支持该报道。文章占据了头版一半的篇幅，超过此前报纸刊发的任何一篇单篇水门报道。

这种呈现方式使证据性质的变化一目了然。早期报道追踪了支票、资金控制、记录销毁，以及斯隆关于授权的说法。马格鲁德的报道则将策划和封口付款的直接叙述归于一名已前往检察官处的参与者。报道本身并未裁定这些指控，而是披露消息来源称马格鲁德曾向调查人员说了什么，并说明报纸据以作出归属的依据。

意义与不断扩展的披露链条

马格鲁德的合作成为连接资金调查与行动责任问题的关键环节。斯隆的证据将竞选资金和审批权限与竞选团队高层联系起来；据报道，马格鲁德的说法则进一步将米切尔和迪恩置于有关窃听行动及随后封口付款的讨论之中。两者的区别很重要——批准开支、参与策划和参与掩盖是彼此相关的指控，但其中一项并不能自动证明其他指控。此次披露的分量，在于它以一份内部人士的说法，将这些阶段连接起来。

周边调查继续揭示有关隐瞒和证据处置的争议。在后来另行转述给伍德沃德的一份说法中，深喉称，迪恩和约翰·埃利希曼曾将E·霍华德·亨特的文件描述为政治炸药，而L·帕特里克·格雷最终表示，自己已将这些文件放进焚烧袋。那件事并非4月19日关于马格鲁德的报道内容，也没有独立证实他的指控。尽管如此，它仍说明了为何检察官处关于策划和封口付款的说法如此重要——调查的关注点日益转向高层官员知晓什么，以及证据是如何处理的。

因此，这一事件的持久意义并不只是竞选团队内部人士改变了立场。马格鲁德据称作出的合作陈述，为调查人员和读者提供了联系更为紧密的叙述——从窃听计划，到会议和付款，再到让共谋者保持沉默的努力。报纸对消息来源的注明、具名消息来源所在的机构，以及报道与早期资金线索之间的对照，使这一转变清晰可见，同时保留了据检察官处消息来源报道的指控与经判决确立的事实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