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鼬鼠”克雷格
撒冷镇“鼬鼠”克雷格是耶路撒冷镇一个处于边缘却具有联结作用的人物——他嗜酒，偶尔做家务，是当地的流言传播者，也是一个因酒精与错失机会而被压缩了人生空间的幸存者。他并不是调查小镇超自然危机的核心人物，但他的存在赋予了这片社区一种更大的恐怖所依赖的社会质感。通过他，私人往事以笑话、半被遗忘的丑闻、善举以及令人恐惧地准确的传闻流传开来。
身份与处境
“鼬鼠”生活得岌岌可危，且酗酒严重。他在寄宿屋醒来时，阳光刺痛双眼，脑袋因前一晚的饮酒而阵阵作痛。他注意到楼上的作家已经开始打字，并把这种持续不断的工作视为古怪的证据；与作家自律而孤立的生活相比，他自己的日常则杂乱无章。他的早餐是一瓶温热的啤酒和政府捐赠的燕麦粥；他不喜欢燕麦粥，却因为答应帮伊娃·米勒做一件家务而把它吃了下去。
这件小差事所揭示的不只是他的贫困。“鼬鼠”在每个季节都穿保暖内衣、绿色工作裤，遵循着一个靠接受一切能够找到的活计来生存之人的实用习惯。他答应替伊娃翻动一张地毯，并预料她还会有其他事情等着他。活计虽然卑微，却也维系着他与这个女人之间的纽带；她的家庭曾经属于他人生中完全不同的部分。
过去、酒精与伊娃·米勒
“鼬鼠”与伊娃·米勒的历史亲密而悬而未决。在他们早先的关系过去近十六年后，他发现自己竟为一个曾与自己发生过性关系、且他至今仍认为极具吸引力的女人做家务。这种反差有意制造出令人不适的效果——欲望依然存在，但围绕欲望的社会与个人处境已经改变。“鼬鼠”如今依赖伊娃提供家务劳动，暴露出他的人生已经衰败到何种程度，却没有把他对她的依恋简化成单纯的羞耻。
酒精是最निर्ण性地塑造他衰败过程的力量。马修·伯克解释说，酒瓶逐渐夺走了“鼬鼠”的一切，每年多夺走一点，直到最终把他整个人都夺走。这句话把他的饮酒置于一场漫长的侵蚀之中，而不是一次突然的崩溃。它还让人想起，“鼬鼠”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安齐奥获得银星勋章；这一事实使小镇把他仅仅看作可笑醉汉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他在战争中的勇气与荣誉并没有保护他免于战后瓦解；按照马修阴郁的说法，愤世嫉俗者也许会认为，如果他当时死在那里，他的人生反而会更有意义。
在小镇中的社会作用
“鼬鼠”是耶路撒冷镇非正式信息传递者之一。在酒吧里，他明显喝醉，摇摇晃晃地寻找措辞，向其他人介绍本·米尔斯，并称本是一个写书的可爱家伙。他还指出自己与马修终身相识，说他们一起长大；马修接受了教育，而他“吃了大亏”。他自嘲式的吹嘘把阶级差异变成酒馆笑料，却也暴露出一道旧伤——两人拥有共同的起点，随后却分道扬镳，一边走向教育与社会体面，另一边则走向匮乏。
他的言谈在亲切与滑稽的语无伦次之间交替。他称教书是极好的职业，称教师是“尘世的盐”，随后却丢下谈话去小便。这一场面让他显得滑稽，却没有把他写成空洞之人。即使在醉酒状态下，他也能认识到马修的才干，以及小镇未能予以尊重的劳动尊严。他的语言受到酒精损害，但他的判断并非完全不可靠。
“鼬鼠”也参与了小镇流言的迅速传播。在耶路撒冷镇，电话被描述为交流的原始开端；一句话从马修·伯克传到吉米·科迪，经由帕金斯·吉莱斯皮家以及镇上的几名女性，最终变成一则被歪曲的公共故事。“鼬鼠”属于同一个口头传播系统。他的话可能含混不清或有所夸张，但仍参与了共同体借以辨认彼此、保存旧日丑闻，并把私人知识转化为集体记忆的过程。
善意与人际关系
尽管已经堕落，“鼬鼠”却反复充当社会中介。他把本·米尔斯介绍给身边的人，热情地谈起本，并在本受伤时给予安慰。在医院里，当苏珊·诺顿取回自己的外套时，“鼬鼠”与伊娃·米勒一起坐在候诊室。他那件过大的摩托车夹克、伊娃带着锈色毛领的旧秋衣，以及两人引人注目地并肩出现的样子，使他们显得破旧却熟悉，仿佛旧日地方秩序遗留下来的残片。
“鼬鼠”坚持告诉苏珊，本是个可爱的家伙，很快就会起身活动，以此安慰她。他没有长篇解释，只是拍了拍她的手。后来，他承诺这一群人会做必要之事，并伸手搂住伊娃的腰；经过一番努力，他才勉强完成这个笨拙的动作。这一姿势虽然滑稽，但情感含义直接明白——他仍在寻求与伊娃的亲近，并试图把安慰转化为共同承担的承诺。
他与马修的关系同样层次丰富。他们一起长大，但马修所受的教育和职业生涯使他与“鼬鼠”受损的成年生活分隔开来。马修没有把他当作陌生人；他理解饮酒背后的历史，也能指出酒瓶正是毁掉“鼬鼠”的力量。因此，这段友谊同时承载着忠诚与悲哀，把体面的学校教师与那个已经成为依赖他人劳动者和酒馆常客的人联系在一起。
记忆、暴力与叙事意义
“鼬鼠”属于一座过去仍在社会层面持续活跃的小镇。耶路撒冷镇于1765年正式设镇，后来以烟火和公园庆典庆祝建镇二百周年；然而，即使公民庆典也带着意外与混乱——一个孩子的服装被扔来的烟花火星点燃，帕金斯·吉莱斯皮则因公共醉酒把六个人关进监狱。这些细节把“鼬鼠”自身的酗酒置于更广泛的地方文化之中——一种由仪式、窘迫与公共记忆构成的文化，而不是把酗酒呈现为孤立的缺陷。
关于马斯滕宅邸的记忆尤其持久。它的丑闻与暴力发生在当下居民出生以前，但小镇会以仪式化的方式把这类恐怖一代代传递下去。“鼬鼠”充满流言的存在体现了这一机制。他帮助保存小镇的私密档案，尽管这份档案既由传闻、遗漏和歪曲构成，也由得到核实的事实构成。
更广泛的叙事一再显示，普通解释掩盖着更黑暗的历史。1928年至1939年间，耶路撒冷镇乡间有儿童失踪；这些事件表面上彼此孤立，可以归因于暴露在恶劣环境中或意外事故。涉及阿尔比·克兰妻子的一桩旧日地方罪案，则在公众的错误记忆中延续下来——小镇认为她与一个流浪汉私奔了，而埋藏的真相是阿尔比杀死了她，并把尸体藏在一口井里。1789年的私人文件，以及后来关于查尔斯·布恩与卡尔文·麦肯的记载，揭示了更古老的迷恋、疯狂、谋杀与超自然污染层次。“鼬鼠”并没有亲自揭开这些历史，但他作为一个健谈且深深嵌入地方社会的人物，帮助确立了这样一种文化——历史会以不完整的方式被保存，却永远不会彻底消失。
因此，他最终的意义在结构上而非英雄性上。“鼬鼠”没有通过戏剧性的胜利得到救赎，现有证据也没有赋予他决定性的超自然行动。相反，他代表着小镇脆弱的人性余留——一个被酒精削弱，却仍有能力劳动、爱护、辨认他人并行善的人。他的温热啤酒、未完的话语、破旧衣物、战时勋章，以及笨拙地拥抱伊娃的动作，把超自然恐怖置于一片由日常损失构成的浓密背景之上。通过“鼬鼠”克雷格，耶路撒冷镇呈现的不只是一处闹鬼的场所，也是一座受损的人们仍继续彼此照料、而古老暴力再次升起的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