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的女孩被母亲赶走
盲柳与睡女小女孩拿回弟弟正扯着玩的帽子后,被母亲赶开。母亲的斥责把一场小争执变成了宣告排斥——她告诉女孩,女孩不再属于这个家,并命令她坐到叙述者身旁。叙述者看着她哭,想安慰她,却没有开口便下了火车。这一幕把孩子失去归属感,与叙述者对自己双手的悲凉判断联系在一起——他的双手没能拯救或安慰任何人。
围绕帽子的争执
叙述者先听见过道另一侧传来女孩急切的声音。她指出弟弟正在对她的帽子做什么,而母亲正埋头看摊在行李包上的杂志,叫她安静些。男孩拿着女孩先前戴过的帽子,抓扯着它;女孩伸手去拿时,他便扭身躲开。她担心帽子会被他弄坏,并非杞人忧天——男孩正用力拉扯红缎带,叙述者看得出,男孩知道这让姐姐有多难受。
母亲装模作样地试着把帽子拿回来,但男孩紧紧抓住帽檐,不肯放手。她叫女孩让他玩,等他玩腻了再说,随后又继续看杂志。女孩没有争辩,只是噘起嘴,瞪着帽子。与此同时,叙述者也感受到这场争执带来的压力——他已经准备穿过过道,从男孩手里拿走帽子。但没有任何成年人出手干预。母亲的冷漠让男孩得以继续,而叙述者的冲动终究只是冲动。
母亲的判决
女孩突然采取果断行动。她站起身,打了弟弟一巴掌,接着拿回帽子,回到自己的座位;母亲和弟弟还没完全弄清发生了什么。她迅速的举动短暂扭转了争执中的强弱局势,但这局面转瞬即逝——男孩大哭起来,母亲打了女孩裸露的膝盖。她抚摸男孩的脸颊,试图安抚他,而男孩仍在哭。
女孩解释说,弟弟正在把她的帽子弄坏,母亲却不肯听。她叫女孩不要跟她说话,还宣称女孩不再是她的孩子。接着,她指向叙述者身旁空着的座位,命令女孩坐过去,并再次说女孩不再属于这个家。一场关于帽子的争执变成了对归属资格的判决——母亲的话不只是惩罚女孩打弟弟,还把她逐出了家庭,哪怕只是在这一幕持续的时间里。
过道另一侧
女孩听天由命地收起帽子和书包,穿过过道,低着头坐到叙述者身旁。她用小小的手指试着抚平帽檐,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叙述者明白她无声的委屈——弟弟正要把帽子上的缎带扯下来,她便把帽子拿了回来。帽子仍在她膝上,既是引发冲突的东西,也是她还能握住、还能试着修好的东西。
叙述者合上书,久久注视着自己掌心朝上的双手。在火车昏暗的灯光下,双手显得肮脏,不像是自己的,这一幕令他满心悲伤。他想象着把一只手放在女孩肩上安慰她,告诉她她做得对,把帽子拿回来做得很好。然而,他既没有那样做,也没有开口。他觉得,触碰她或对她说话只会让她更加困惑和害怕;在他眼中,自己的双手似乎既不能让任何人幸福,也不能拯救任何人。他的关切是真切的,但这一幕没有给出令人宽慰的结局——他陪在孩子身边,却没有成为帮助她的人。
离开与后续
夜色渐浓,车厢里暗淡的黄光笼罩着乘客。女孩仍坐在叙述者身旁哭泣,他仍想着自己的双手做不到什么。随后,他的注意力转向车外寒冷的冬风,以及厚外套即将派上用场的时节。他琢磨着要不要买件新的,走下楼梯,离开车站,始终没有跟女孩说过话。
这一幕以另一个人的消失作结。离开车站后,叙述者才意识到,贫困姨妈已经从他背上消失了。女孩被逐出家庭与姨妈的消失并未被描述成同一件事,但两者前后相接,使这次火车上的遭遇成为叙述者更广泛的失落与不确定依恋经历的一部分。在眼前这一幕中,女孩遭到排斥是具体而明言的;叙述者所做的,只是目睹这一切,感到想要介入,却最终带着自己没有出手的认知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