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罗伯特·奥本海默195年的英国广播公司里斯讲座由四部分组成，探讨现代原子物理学对公共生活意味着什么。讲座面向数百万听众播出，将他对总体化政治教条的警告与对开放式探究和自由交往的积极主张并置。讲座的意义不仅在于阐述新科学，也在于重申他更早以来的信念——奥本海默捍卫社会正义与思想开放，而此时保密和技术力量带来的危险使这些信念愈发鲜明。

委约与背景

1953年，刘易斯·施特劳斯和威廉·L·博登正准备对付他的案子时，奥本海默正在为英国广播公司的著名里斯讲座撰写四篇关于科学的长篇文章。这次邀请是一项殊荣。此前的讲者包括以“权威与个人”为题发表演讲的伯特兰·罗素，以及在前一年以“世界与西方”为题讲演的阿诺德·汤因比。奥本海默和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计划于11月在伦敦逗留三周，随后于12月初前往巴黎。

奥本海默选择解释“原子物理学中有哪些新进展与人们相关、有益并能鼓舞人心”。这个表述使讲座的任务远不止于概述发现——讲座还要把科学变革与听众理解自身世界时能够借助的议题联系起来。他的公共讲坛面向远超专业群体的听众，但材料的难度和他表达方式的繁复，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

抱负、风格与反响

讲座精雕细琢、层层铺陈的修辞，使一些听众沉浸其中，但这种状态并不总意味着他们理解了内容。一位评论者将其描述为一种修辞，“把听众缠入沉浸的罗网，而这种状态往往与其说是专注，不如说近乎出神。”奥本海默后来用更直接的话承认了这个问题：“尽管我费尽心力，人们还是告诉我，我晦涩得令人无法忍受。”他希望让原子物理学变得切合实际，而听众却难以跟上他的论述；这种落差成为这次讲座的特点之一。讲座通过广播广泛传播，但传播范围并不意味着其论点容易理解。

这种晦涩也契合了奥本海默所探讨的主题，因为他认为这类主题无法轻易得出结论。尽管冷战并非讲座的主要议题，他仍借谈及共产主义之机，质疑一种企图让所有共同体、真理和经验都服从单一体系的追求。他将认为系统性知识可以包罗一切的信念描述为一种强制性计划；这种计划威胁着要把人变成囚徒，而不是实现人类潜能的愿景。他批评的不只是一个政治标签，还有以普遍教条之名抹去差异的强迫倾向。

共产主义、社会正义与开放社会

奥本海默拒绝共产主义的总体主义，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了曾经吸引他投身美国共产党的那些关切。20世纪30年代，他和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曾被该党关于社会正义的言辞所吸引。与那段时期相关的具体工作包括推动帕萨迪纳市的公共游泳池取消种族隔离、为改善农场工人的工作条件据理力争，以及组织教师工会。到1953年，奥本海默的观点已有所改变，但讲座将他最深层的价值观呈现为一脉相承——他寻求的是另一种更美好的社会，而不是放弃正义事业。

他将开放社会的主张与美国生活中的保密危险，以及在复杂、专业化的技术世界中维系共同体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在一场讲座中，他把“开放社会、对知识不受限制的获取，以及人们为推动知识发展而进行的不受计划约束、不受压制的交往”，描述为使这样的世界得以保持为人类共同体的条件。这句话把讲座的政治关切与科学关切联系在一起。知识并非仅仅是一种需要管理的资源；在技术迅速变化之际，对知识的获取以及围绕知识开展的自由交往，是社会得以保持人性的重要条件。

原子责任与后来的回忆

访问伦敦期间，奥本海默还私下与林肯·戈登谈到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他承认自己曾支持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但表示他至今仍不明白为什么长崎遭到轰炸是必要的。他流露出的悲伤，而非愤怒或怨恨，使这段回忆与公开讲座呈现出不同的情调。这表明，即使那次谈话并非讲座系列的一部分，他对科学与政治责任的思考仍伴随着对原子武器被使用一事无法释怀的哀痛。

后来的叙述进一步确立了里斯讲座时期在奥本海默公众形象中的位置——他是一位努力将技术知识转化为道德与政治语言的科学家。1965年，全国广播公司的一部纪录片再次提到他对三位一体核试验的回忆以及他援引《薄伽梵歌》之事；在另一次访谈中，他说，与苏联举行旨在制止核扩散的会谈，本应在三位一体核试验次日就开始。这些后来的言论并非1953年广播讲座的内容，却呼应了讲座试图让公众理解科学后果的努力。这个系列经久不衰的张力，仍是奥本海默在1953年面对的问题——如何谈论足以改变世界的知识，同时又不让保密、简化或声称能够全面掌控一切的主张来界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