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会议是J.罗伯特·奥本海默希望与苏联坦诚讨论原子弹，却与政府谨慎的外交策略发生冲突的时刻。他原以为美国会坦率地告知约瑟夫·斯大林这种武器及其即将对日本的使用。哈里·S·杜鲁门后来描述的，却只是随口而含糊的一句提及。在下文对会议的叙述中，这次沟通失败使战时领导人的一次会晤成为原子弹即将投入军事使用与核军备竞赛危险之间的转折点。

背景与已经启动的决策

会议召开时，原子弹的完工与使用日程十分紧迫。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希望在杜鲁门与约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的会晤结束前，备妥一枚经过试验、可以使用的武器。目标日期已从奥本海默早在春季就同意的7月4日推迟至7月16日。格罗夫斯否决了奥本海默认为能更有效利用材料的设计修改，因为他认为这些修改会危及按时备妥武器。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赶在波茨坦会议前完工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人争执了好几天。

5月31日临时委员会会议上的原子政策讨论，已经揭示了对苏联采取不同方针的分歧。由亨利·L·史汀生主持的会议，并非要决定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被视为实际上已经定案。奥本海默和另外三位科学家以顾问身份出席，与会官员还包括杜鲁门的代表詹姆斯·F·伯恩斯和乔治·C·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提出邀请两位知名苏联科学家观摩试验的可能性。伯恩斯反对，认为斯大林届时可能会要求苏联参与该项目。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明白，原子弹的物理原理不可能永远保密，但伯恩斯主张继续推进，以保持美国的优势。会议结束时，合作与力争领先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

对波茨坦会议的期待

三位一体核试验之后，奥本海默听范内瓦·布什说，临时委员会一致接受了他的建议，即应明确告知俄国人原子弹及其即将对日本的使用；听到这个消息，他感到宽慰。他以为杜鲁门在波茨坦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晤期间，正在进行这样坦率的讨论。他期待的并不只是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有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存在，而是要向他们说明足够多的情况，使这种武器成为讨论的议题，而非被隐瞒起来的外交优势。

这一差别至关重要，因为科学家们的政策论据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之上——保密无法确保美国长期掌控原子弹。在5月的会议上，分享信息的设想已经引发争论；人们一方面担心苏联获得相关信息，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其基础物理原理终将为人所知。对奥本海默而言，告知苏联或许能开启合作之路；对伯恩斯而言，迅速生产和研究与保持美国优势密不可分。因此，会议被寄望于检验——当军事和外交权力面临利害关头时，开放能否成为政策。

杜鲁门透露了什么，又没有透露什么

奥本海默后来得知的说法，远远未达到他的期待。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7月24日他曾“随口告诉斯大林，我们有一种具有异常巨大破坏力的新武器”。据杜鲁门所述，斯大林并未表现出特别兴趣，只说希望美国“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按照这一说法，这番交谈既没有透露项目的性质，也没有进行奥本海默原本期待的、关于原子弹及其即将使用的讨论。

叙述呈现的并非仅仅是语气上的差异。奥本海默认为，坦率沟通或许有助于避免他所担心的战后竞争；而杜鲁门含糊其辞的提及，只给苏联领导人留下了一点笼统暗示。历史学家爱丽丝·金博尔·史密斯后来称波茨坦发生的事情是“彻头彻尾的歪曲”。两者形成鲜明对照——一位科学顾问期待明确讨论，而总统回忆的却是随口一提。会议未能实现奥本海默认为应对这种武器国际影响所必需的开放。

后果与意义

会议之后，奥本海默的反应显现出其后果。在华盛顿，他试图解释科学家们对继续研制原子弹感到徒劳的心情，并建议将原子弹定为非法，正如上一次战争后毒气被禁用一样。他离开时的印象是，争取苏联参与合作或管控几乎毫无进展，甚至全无进展。他也怀疑是否有人认真努力过。杜鲁门已下令停止进一步披露原子弹的相关信息；伯恩斯则传达说，鉴于国际局势，“除了全力推进曼哈顿工程区计划，别无选择”。奥本海默回到新墨西哥州时，比离开时更加沮丧。

10月，奥本海默向亨利·A·华莱士谈起自己的忧虑。他抱怨伯恩斯把原子弹当作外交手枪，并指出这种做法行不通——苏联拥有优秀的物理学家和丰富的资源，必将全力研制原子武器。奥本海默将波茨坦的处理失当与未来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前景联系起来。因此，书中反复提及波茨坦会议，并不只是把它视为一次失败的交谈；它也是奥本海默对军备竞赛的恐惧具体转化为政治现实的事件。

后来围绕氢弹的争论，映照出同样的战略分歧。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认为，一种具有巨大毁灭力的武器可能沦为种族灭绝武器，而研制这种武器并不能阻止苏联照样行动。他们的报告提出，如果苏联研制出超级炸弹，现有原子武器足以提供有效报复；报告也主张采用规模较有限的武力，而非竞相积累威力越来越大的武器。波茨坦事件有助于说明这一立场背后的紧迫感——奥本海默已亲眼看到，坦诚合作的机会如何让位于谨慎的信息披露和全力推进的政策。它的意义就在于这种逆转——原本寄望于开启对话，最终却加深了他所担心的保密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