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于1933年夺取政权，使政治从遥远的抽象概念转变为塑造J.罗伯特·奥本海默及其周围人们生活与抉择的一股力量。犹太学者遭解职、物理学家逃离德国，以及此后围绕欧洲战争的争论，使这一事件持续影响着他们的职业、政治和个人生活。

从政治疏离到迫切关切

在伯克利，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同事关心社会与政治问题，但书中最初将他描绘为疏离于公开政治活动的人。梅尔巴·菲利普斯回忆说，这群人“在任何公开场合都毫无政治色彩”。奥本海默曾问利奥·内德尔斯基：“政治与真、善、美有什么关系？”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1月上台后，这种区隔便越来越难以维持。到了4月，德国的犹太教授已遭到立即解职。

1934年，奥本海默收到一封募集资金、帮助德国物理学家移民的通知，这一变化对他而言变得具体起来。他同意连续两年拿出薪水的百分之三——每年约100美元。此事将政治迫害与一种具体的职业团结行动联系起来——援助那些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和祖国的学者。奥本海默曾在哥廷根的教授詹姆斯·弗兰克可能得到过这笔基金的帮助。弗兰克起初获准保留职位，但后来因拒绝解雇其他犹太同事而流亡；到1935年，他已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马克斯·玻恩早在1933年便已逃离哥廷根，随后前往英格兰任教。

奥本海默圈子中的反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的崛起也是琼·塔特洛克政治意识形成的一部分；她反对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1933至1934年，她在伯克利学习医学预科课程期间，曾为《西部工人报》撰稿，这份报纸是美国共产党的太平洋沿岸报纸。她按时缴纳党费，每周参加两次党内会议。她报道加利福尼亚州被捕工人和儿童的案件，使她的政治承诺具体聚焦于不公正现象。她的活动表明，反法西斯立场与其他政治信念并存，并非对欧洲事态孤立的回应。

因此，书中对这一事件的阐释意义并不止于奥本海默的金钱捐助。它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他早先声称政治与真、善、美关系不大，而这一说法遇上了国家权力造成的后果——学者失去职位，同事沦为难民，政治抉择进入日常的职业与社交生活。人们的回应各不相同，但智识工作与政治责任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欧洲危机与国内政治

希特勒崛起的影响在多年后仍持续塑造政治辩论，不过不应将后来的事态与夺权本身混为一谈。1939年8月24日，苏联宣布与纳粹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一周后，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欧洲战争由此爆发。该条约动摇了左翼知识界。哈康·谢瓦利埃为之辩护，称其为必要的战略决策；奥本海默则主张，应结合西方国家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绥靖来理解这一条约。这些分歧表明，始于纳粹掌权的危机如何继续重塑政治立场与论辩。

1940年，以“学院教职员工委员会、加利福尼亚州共产党”名义发行的小册子为罗斯福新政辩护，并批评不断变化的国内政治气候。谢瓦利埃称，奥本海默起草了这些报告，并支付印刷和发行费用；戈登·格里菲思证实他参与其中，但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奥本海默究竟具体撰写了多少内容。其中一份报告描述了自由派的沮丧、反共指控以及反动势力的动员。奥本海默可能帮助编辑过这份报告，但书中提醒，不应把这些小册子视为他本人撰写或加入共产党的确凿证据。他的通信显示，他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感到失望，而非像小册子那样谴责罗斯福为好战分子。这些材料能够支持的结论是——他一直担心，国外的战争与国内的反动势力可能损害国内社会计划和政治自由。

意义

在这部书的叙述中，纳粹德国夺取政权是政治关注转变的转折点，而不是一个只有单一回应的孤立事件。犹太学者遭受迫害，引发了物质援助；反法西斯主义推动了塔特洛克的积极行动；后来的战争和苏德条约则迫使人们重新争论政治立场与国内政策。书中对奥本海默参与某些政治工作的情况保留了不确定性，同时清楚呈现最初的变化——德国的事态使他不可能再将政治后果排除在科学与个人生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