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既被描述为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目标，也是美国政治决策中心。在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的论述中，这座城市与其说是被描绘的都市环境，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地标——袭击将暴力带到了美国首都，而政府的应对使这座城市成为有关恐怖主义、法律、军事力量和公众异议的辩论焦点。

袭击与首都

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认为，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所以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是因为袭击目标，而非袭击规模。他将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遭袭与珍珠港袭击作比较——1941年的袭击打击了他称为殖民地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而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则波及美国本土。在他的叙述中，这些袭击因此扭转了长期以来的一种局面——美国一直在海外使用武力，而其本国领土此前没有以同样方式遭到攻击。

华盛顿与纽约一同出现，使首都具有双重意义。它是遭受攻击的地点之一，也是政府所在地，而政府的应对将影响随后的冲突。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将这一事件视为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同时提醒人们，不应因其新颖性而忽视美国在海外施加暴力的较长历史。

恐怖主义、定义与法律

这座城市也通过设于当地的政府，进入本书对恐怖主义的讨论。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接受美国官方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为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的而蓄意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其中包括意在恐吓或引发恐惧的行动。按照这一界定，他称针对美国的袭击是无可置疑的恐怖主义罪行。接着，他将论述转向字面定义与一种政治惯例之间的差别；这种惯例往往只把这一标签用于敌人针对美国或其盟友实施的暴力。

这一区别构成了他批评美国官方低强度战争教义的基础。他认为，该教义对针对平民人口的强制性武力所作的描述，与官方的恐怖主义定义十分相似。按照这一论述，问题不只是华盛顿特区遭遇了什么，而是针对国家及其对手所采取的暴力是否适用同一标准。

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还以国际法规则为参照，考察政府作出的选择。他回顾说，美国曾因非法使用武力而受到国际法院谴责，随后又否决了一项呼吁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安理会决议。在讨论对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时，他认为，《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权，在他看来并不适用于为报复辩护，因为美国并未遭受该条所指的武装攻击。因此，首都作为政府所在地的角色，将这些袭击与一场更广泛的争论联系起来——法律限制是否同样约束美国和其他国家。

政府权力与国内议程

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认为，华盛顿的应对不仅受到安全考量影响，也受到国内政治利益塑造。他指出，政府会回应强大的国内选民群体，而公众舆论和群众运动也是其他影响因素。在他的叙述中，这场危机为政府提供了推行下列举措的机会——推动军事化，包括导弹防御和太空军事化；削弱社会民主主义计划；将注意力从全球化、环境问题和医疗保险上转移；使更多财富流向少数人；并减少公共讨论和异议。

他将这一议程与袭击后的恐惧和爱国主义氛围联系起来。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称，政府利用这场危机推行约束国内民众的措施，并推进他认为不利于广大公众、包括未来世代的政策。因此，首都不仅是政府采取行动之地，也是一个制度中心；在他所描述的过程中，紧急状态话语可能压缩辩论空间，使政治纲领更难受到质疑。

军事战略与全球地位

华盛顿在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的政策辩论，也体现为一场围绕美国海外权力的较量。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认为，布什政府的反恐行动可能巩固美国原本就占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并扩大美国对战略资源的影响力。他提到美国在中亚建立了规模可观的军事基地，并将这些基地的重要性与地区资源、规划中的管道以及波斯湾的能源储备联系起来。他说，在阿富汗战争之前，迪戈加西亚岛是该基地网络中最安全、面向波斯湾的基地；在中亚增设据点，则提升了干预能力。

他将这些举措置于更长期的单边政策模式之中。1993年，比尔·克林顿政府曾告知联合国，美国会尽可能采取多边行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随后，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国防部长威廉·科恩重申了支持为保护美国利益而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的立场。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认为，乔治·W·布什（反恐战争总统）政府更进一步，而且新联盟预计只会提供支持，不会实质参与决策。在这一论述中，华盛顿建立联盟的努力可以缓和其言辞，却没有实质改变其保留独立行动权的政策。

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还将对阿富汗的轰炸解读为一种可能的示范，意在表明——如果他国不遵守美国的规则，美国能够采取什么行动；但他同时承认，机密文件无法取得，并将这种解读表述为推论。他把这一可能的目的与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相比较；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曾以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信誉来解释那次行动。这一论点将首都作出的决定与更广泛的战略逻辑联系起来，包括威慑、军事信誉和力量投射。

后果与意义

对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而言，这些袭击并未消除深层的国际问题。但它们确实造成了可能带来重大后果、且在他看来令人担忧的局面——美国军事影响力扩大、在中亚获得新的立足点，以及利用恐惧和爱国主义推进国内政策。他还认为，大规模报复可能助长而非减轻暴力循环；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也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人的前景，因为它增强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政治地位。

因此，在这番论述中，华盛顿特区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含义。它既属于诺姆·乔姆斯基（受访者）视为重大历史逆转的袭击地点之一，也是他考察应对措施的政治中心。这座城市的意义源于这一反差——美国本土遭受了暴力，而美国政府仍有权在海外作出回应，并在国内以反恐为名重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