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战斗者的神话

《战争与战斗者的神话》是一种政治叙事，书中的战后世界借此赋予大规模死亡以意义。它重新诠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不再是一场理应终结政治暴力的灾难，而成为一种尚未结束的经历，其退伍军人、死者和所谓教训为民族的新未来提供正当性。这一神话借助阿尔迪蒂以个人勇气著称的声望、复员士兵的迷惘，以及领袖能够将四散而受创的社会转变为守纪律的人民这一承诺。它的力量在于将悲痛与行动相结合；代价则是，和平本身可能显得背叛了战争的意义。

以死者衡量的战后世界

在圣塞波尔克罗广场的集会上，不到一百名男子面对着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个场景以数百万战争死者和五百万退伍军人即将返乡的前景为背景。听众人数少，并未使这群人的抱负显得渺小——在墨索里尼的构想中，旧政治世界已经失去了参与者，而退伍军人构成了将取代它的群众。那些从战壕中幸存下来的人被描绘成新时代的人民，尽管他们被说成处于社会边缘，也无法提出一套稳定的纲领。他们的人数与想象中历史重要性之间的反差，是这一神话的核心。

战争的余波并未被视为一次彻底的断裂。幸存者通过记忆、习惯和期待，将前线带入平民生活。书中将他们对战斗塑造力的信念，与温和、拖延的日常政治话语相对照；面对一代在危机中受训的人，这种政治话语显得已然耗尽。由此产生一种不稳定的承诺——退伍军人被视为创造历史的原材料，同时又被描绘为残余，是停战后世界中的流亡者。这一神话将他们的被排斥转化为权威主张，而不是退出的理由。

阿尔迪蒂与战斗者形象的塑造

阿尔迪蒂为这一理念提供了最具体的范本。他们的战时身份建立在一种区分之上——一边是专业突击部队，另一边是在防御性战壕战中坚守的大批士兵。他们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声称自己才是真正赢得战争的战士；这一主张见于他们自己的出版物，并因他们参与1918年11月突破皮亚韦河战线的最后攻势而得到强化。书中既展现了这种自我形象的依据，也指出其中的夸张——他们的作用确实重要，但他们的传奇也使自己与更广大的军队区别开来。

他们的作战方式似乎在一场被远程火炮、毒气和工业化规模毁灭所主宰的冲突中，恢复了个人层面的意义。匕首成为标志性象征，与直接的身体行动以及个人战斗者影响事态的能力相联系。在阿尔迪蒂的记忆世界里，当普通士兵似乎无能为力时，战士能够重新获得行动能力。这不仅仅是对军事效能的回忆，也是一种主张——勇气、进攻性以及接近危险，使人比平民和平生活中的例行事务所能允许的状态更加充分地活着。

这一理想与复员后的现实发生冲突。阿尔迪蒂曾在后方享有特殊地位，并被赞颂为精锐；战后，他们却难以在平民社会中找到位置。书中描绘退伍军人聚集在塞尔瓦街的两间空屋里，睡在地板上，喝酒，并互相讲述即将到来的战斗。书中还用一个醒目的数字呈现他们的战后困境——四万人被形容为脱缰的力量。战斗者神话使他们昔日的身份在军事环境消失后仍得以延续，却也让人更难接受这种环境的消失。

从退伍军人身份到政治力量

被意大利社会党开除后，墨索里尼转而将阿尔迪蒂视为一个支持群体。1918年11月10日，在米兰城的胜利庆典期间，他与他们一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车上载着一面绘有骷髅的黑旗，他举杯向这些曾在批评者面前得到自己维护的人致意。这次相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两种政治孤立联系起来——退伍军人怨恨服役后遭到抛弃，墨索里尼则与自己曾经依托的社会主义运动疏远。书中将他们彼此认同视为政治联盟的早期基础，而非他们拥有详细共同纲领的证明。

1919年4月米兰大教堂广场的冲突，展现了战争记忆的差异如何使街头人群分裂。一支由妇女领头的社会主义游行队伍举着列宁肖像和红旗前进，希望获得解放，并让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与他们对峙的是一小群军官、阿尔迪蒂和未来主义者；这些人习惯于通过战斗理解政治冲突。在意大利宪兵队隔开两支队伍的警戒线打开之后，冲突随即发生，持续时间很短。人群规模的不平衡并未抹去更深层的差异——一方设想社会变革仍在未来，另一方则认为自己已由暴力塑造，并已做好行动准备。

书中还将战斗者神话与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对阜姆的叙述并置。在他的回顾中，这座城市象征着青春、美丽和生命，而凡尔赛和谈则代表一个衰败且充满猜疑的欧洲。死者被想象成陪伴着生者，尚未出生的人则构成未来的群体。这种语言赋予失败和排斥以向前的动力——战争牺牲成为复兴的依据。这也表明，这一神话的范围远远超出墨索里尼的组织；它流传于一种政治文化之中，在那里，青春、危险和民族命运都成了新时代的标志。

仪式、民族与战争的再利用

随着运动发展为政党，这一神话也扩大了规模。墨索里尼后来的纲领宣称，法西斯主义能够吸收早先的政治传统，将地区身份统一为意大利民族身份，并追求帝国的未来。它还将国家、教会、群众和民族健康纳入同一套政治重建叙事。战斗者的行动不再只是退伍军人应对平民社会忽视的方式，而成为重塑民族的想象工具。这一转变把一个边缘群体所主张的权威，变成了关乎全体人口的主张。

公共典礼使死者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作用。在无名战士的安葬仪式上，一具通过抽签选出的遗体代表所有未获承认的阵亡者。仪式将一个身份不明的个人转变为民族哀悼与敬意的焦点，与书中关于战争具有集体性和匿名性的论述相呼应。一次后来的法西斯集会召开前五天，该党的创始人曾在无名战士墓前跪拜半个多小时。这种并置使政治呈现为一种仪式——运动援引战争死者，不仅将他们视为记忆，也将他们视为集体身份与权威的来源。

这一神话并未随着士兵的遗体或胜利庆典而终结。1924年，当贾科莫·马泰奥蒂被送回故乡弗拉塔·波莱西内安葬时，他的妻子拒绝在罗马举行政治性葬礼。数万名工人聚集在他的家乡，高呼正义与自由。这并非狭义上战斗者神话的延续，而是一个较晚的场景——公共哀悼再次赋予死者政治力量，此时这种力量指向法西斯暴力的对立面。将这一场景与无名战士的纪念仪式并读，可以看出围绕谁有权代表死者发言而展开的争夺。这一神话的历史影响力就在于这场持续的斗争——战争记忆可以为民族纪律提供正当性，但死者也可以成为对援引他们的权力提出质疑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