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姆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意大利收复主义
M：世纪之子阜姆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意大利收复主义，不仅是一场将争议领土纳入意大利统治的运动，也把这些主张塑造成民族重生与政治变革的承诺。本书追溯了加布里埃莱·邓南遮如何将阜姆变成一个志在超越亚得里亚海的象征，以及贝尼托·墨索里尼如何时而借用这一象征，时而限制其风险。这项事业的目标广阔，但其物质基础与选举基础都很脆弱。
领土主张与复兴承诺
在10月24日于阜姆发表的演说中，邓南遮从这座城市决心成为意大利一部分谈起，并细致列举了他认为一个自由的意大利应当拥有的边界。他逐一列出各个地区、村庄、岛屿、群岛，甚至礁石。但演说并未局限于边界话语。阜姆成为照耀世界的灯塔，一簇意在照亮西方的火花；这座曾被称为牺牲之城的地方，则被重新塑造成“生命之城”。因此，领土主张还承载着另一重承诺——这座城市将开启一场更广泛的精神与政治复兴。
这种转变以崭新的开端回应了周遭的疲惫感。本书将这一诉求置于大规模死亡之后、五百万士兵归来之际，并描述欧洲仿佛一座舞台，旧有的政治演员已失去权威。在邓南遮对1919年的叙述中，阜姆象征着青春、光明、信仰，以及一个由尚未出生的世代居住的未来；相比之下，凡尔赛则代表一个充满猜疑与讨价还价、已然疲惫的欧洲。他拒绝离开阜姆，被描绘成选择留在灵魂更自由之地，尽管这座城市的居民正面临日益恶化的处境。
地方事业成为国际事业
邓南遮并未将阜姆构想成一块孤立的领土战利品。在10月的演说中，他呼吁各类起义者聚集在阜姆的旗帜下，并宣称应当武装手无寸铁者，以力量对抗力量。他的呼吁从爱尔兰的新芬党延伸至埃及的绿旗，将亚得里亚海事业置于一场反抗强国与财富集中的想象中的国际起义之中。这种话语将事业扩展到意大利领土主张之外，但阜姆仍是其中心与象征。
政权的仪式与象征，为这种国际抱负赋予了公开形式。6月15日，在庆祝阜姆主保圣人的活动期间，威尼斯代表团赠送了一块大理石匾，上面刻有带翼的圣马可狮子。匾额在市政厅揭幕，将邓南遮对阜姆的构想与威尼斯的历史遗产联系起来。他提及“主宰者”这一称号，并将伊斯特拉与达尔马提亚的城市——从穆贾、皮拉诺到扎达尔、西贝尼科和斯帕拉托——称作等待救赎之地。这场典礼将领土地理与盛典仪式结合起来——匾额、旗帜、演说、游行、音乐与舞蹈，共同将这一主张呈现为集体的城市庆典。
民众支持与物质局限
邓南遮试图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民众支持之上。1919年10月，他解散了阜姆市政代表机构，并召集选举产生新的市议会，意在让选举结果于阜姆宣布并入意大利的周年纪念日重申这座城市对意大利的誓言。投票前在威尔第剧院举行的集会人头攒动，显示了他的公众号召力；但行政当局同时面临港口状况恶化、生活必需品短缺，以及新货币加剧的通货膨胀。未来的承诺越宏大，这座城市眼前的困难就越难以回避。
邓南遮凯旋访问另一座由意大利与南斯拉夫争议的城市扎达尔后，种种局限变得显而易见。他在欢迎人群面前展开乔瓦尼·兰达乔的旗帜，阜姆司令部也恢复了进军罗马的计划。然而，两天后全国大选结果揭晓——社会党人获胜，尼蒂仍任总理，选民把面包与工资置于民族自豪感之上。在阜姆，三万名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工人中有六千人失业。国民委员会以46票对6票接受政府提出的妥协方案后，一群军团成员与平民聚集在宫殿阳台下抗议。这一事件暴露出想象中全民一致的民族，与塑造公共生活的现实压力之间的差距。
从起义象征到政治资源
邓南遮继续设想将阜姆作为更大规模政治干预的基地。他提出对意大利进行革命性重组，让这个国家所谓的健康力量聚集在他周围，并以阜姆宪法为基础推进。墨索里尼修改了这一计划——他没有把全部权力交给邓南遮，而是将组织志愿军的任务交给战斗法西斯组织中央委员会。他还提出，只有亚得里亚海争端得到不公正解决，才会进军罗马。邓南遮同意这一条件，却反对将起义推迟到1921年春天。墨索里尼公开承诺保卫阜姆，私下却避免再次承诺参与他认为必败的冒险。这表明，同一个象征既能激励一位领导人立即发动十字军式行动，也能成为另一位领导人有条件的政治策略工具。
这种挪用并未使两个计划变得相同。邓南遮的构想将阜姆视为全面起义变革的起点；墨索里尼则日益将法西斯主义引向全国性组织，以及最终控制国家。本书将后来法西斯主义提出的让意大利人唯独成为意大利人、并在意大利疆界之外追求帝国伟大的承诺，与早先将领土野心和民族重生结合起来的构想联系在一起。在米兰的一场集会上，运动从小团体发展成军团，也被描述为一个民族复活为一个国家，继而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不断扩张的国家。
意义与矛盾
当时的政治环境使收复主义话语的运用格外重要。自由主义政府接受了法西斯主义者协助维持公共秩序，以应对革命威胁；与此同时，暴力以及围绕工作、土地与权力的冲突，正在重塑意大利各地的政治。这些发展并未解决亚得里亚海问题，却帮助营造了一种局面，使民族主义承诺能够与街头动员和国家权力相结合。因此，阜姆的革命景观及其周边的强制性政治，属于一个更广泛而动荡的转变过程——政治诉求从民族领土的归属，转向谁有资格代表民族发言并以民族名义行动。
这一概念的核心张力，存在于其宏大的神话与受限的政治现实之间。邓南遮的典礼与演说使阜姆仿佛引领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复兴，但失业、匮乏、选举结果以及市议会接受妥协，都限制了这一构想的实现。墨索里尼可以采用民族复兴的话语，同时拒绝支持邓南遮的即时计划。因此，在本书的叙述中，收复主义既是一项领土诉求，也是一种政治语言——它能够将一座有争议的城市变成重生的象征，随后又能被引向另一项民族巩固与扩张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