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玛仪派

《傅科摆》

伊斯玛仪派被描绘为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兴起于法蒂玛王朝的势力范围,后来在哈桑·萨巴赫的带领下于波斯发展成形。在小说关于秘密社团的递归历史中,他们既是一场真实的宗教与政治运动,也是人物日益复杂的“计划”的素材——他们与阿拉穆特、秘密行动和精神骑士传统的关联,使他们看似符合一种更广泛的模式;与此同时,故事也展现了这种模式如何由类比与猜疑拼凑而成。

起源与分裂

叙述从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教内部的分裂讲起。什叶派被描述为阿里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宗教权威由伊玛目承继;伊玛目被视为领袖,也是神性的显现。什叶派后来又发生分裂——十二伊玛目派等待一位失踪的未来伊玛目,而伊斯玛仪派则兴起于开罗的法蒂玛王朝疆域,随后在波斯发展。

叙述承认,透过众多作者与人名重构这段历史并非易事,也认为秘传教义在地中海各地的传播难以厘清。这种不确定性与“计划”的方法有关——复杂的历史成了不同传统得以相互连接的领域,这些连接有时源自真实的历史传承,有时则来自人物自身联想的跳跃。

哈桑·萨巴赫与阿拉穆特

伊斯玛仪派在波斯的发展与哈桑·萨巴赫有关,他被描绘成兼具神秘色彩与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他在阿拉穆特建立总部,那里被称为“猛禽之巢”;他在那里召集了菲达伊,即敢死者,他们被描述为至死不渝的信徒。他将这些人用作秘密圣战的工具,实施政治暗杀。

这些追随者后来被称为阿萨辛派。人物的叙述将这个名称重塑为武士修道会的象征,使该团体在“计划”想象的谱系中与圣殿骑士相似。这种比较并非只是在陈述伊斯玛仪派自身的身份,而是人物用来将不同组织连接成一个假想的、持续存在的精神骑士传统的类比之一。

阿拉穆特难以接近的地势强化了它在这段叙述中的地位。小说将这座堡垒描述为一处据点——一条凿入岩石的隐蔽阶梯通往此处,仅凭一名弓箭手便足以防守。这个隐秘总部的环境,很容易被纳入“计划”描绘隐秘权力的意象;而文本对堡垒的关注,也将一处具体地点与人物围绕它构建的庞大联系区分开来。

延续与历史余脉

阿拉穆特最终在蒙古人的压力下陷落,但叙述并未将堡垒陷落等同于伊斯玛仪派消失。该教派在东方各地延续,与非什叶派苏菲主义相融合,产生了德鲁兹派,并在印度的科贾人中继续传承;科贾人是阿迦汗的追随者。这种延续成为人物推测秘密传统如何跨越数世纪、在制度变迁中存续的一部分。

接下来,讨论将相似性的链条延伸至伊斯玛仪派之外。叙述者猜想,赫尔墨斯思想在法蒂玛王朝时期经由赫利奥波利斯学院和科学之屋在开罗重现,是否启发了弗朗西斯·培根的所罗门之家,并由此影响工艺美术博物馆。贝尔博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假设的关联,并追问卡巴拉学者该如何纳入其中。这段对话展现了“计划”如何运作——历史传承、思想传播和机构之间的相似之处,被塑造成同一连贯设计的证据,尽管这种关联仍只是人物推测性重构中的推论。

从历史到阴谋论

小说对“计划”如何获得表面上的真实性的整体叙述,阐明了伊斯玛仪派在其中的地位。人物一开始便通过他们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的联想,把各种材料连接起来,并告诉自己,他们是在戏仿想象中的敌人所使用的推理方式。但反复把一切联系起来,逐渐成了一种习惯;叙述者区分了三人所发生的变化——他自己沉迷于这场游戏,迪奥塔列维被它腐蚀,贝尔博则皈依了它。他们区分比喻性相似与字面同一的能力开始减弱。

同一套诠释机制也被用于反犹主义阴谋论文本。讨论追溯了政治指控与文本如何被归于不同来源、抄录、篡改和挪作他用,其中包括《锡安长老会纪要》取材于更早材料的说法。这些情节揭示了有文献依据的历史片段与所谓统一阴谋之间的关键差异——人物一再把借用、巧合和敌意编造当成某个单一隐秘势力存在的证据。与圣殿骑士及其他团体一样,伊斯玛仪派成了这个建构网络中的节点,而非证明网络真实存在的证据。

人物最终承认,他们编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计划”;然而,遇到“计划”的人却将自己混乱的神话与其中的片段相认,并接受其类比网络,把它当作解释自身过去的依据。一旦人们相信这项虚构设计并据此行动,“计划”便开始通过其后果而存在。因此,伊斯玛仪派的历史故事有双重作用——既保留了一个独特运动的大致轮廓,也展示了人物非要让每项事实都揭示某个秘密的执念,如何将真实团体纳入一个包罗万象的阴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