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将政治决裂转变为军事行动，同时揭示了国家历史与萨利姆私人生活之间令人不安的联系。叙述从1970年大选和谈判破裂，推进到孟加拉国宣布独立、西巴基斯坦部队的行动，以及萨利姆参与追踪目标的经历。后来，他将国家分裂描述为历史与个人连续性的断裂；与此同时，他在战争中的角色也成为一种他无法轻易逃避的责任。

政治分裂与战争迫近

在一段刻意加速的叙述中，萨利姆将家人遭受损失后的岁月置于飞快翻过的日历页面之前。蒙太奇呈现了街头骚乱、燃烧的巴士和被焚毁的图书馆，也写到阿尤布·汗下台、叶海亚将军出任总统，以及选举的承诺。叙述在1970年末的一个日期放慢下来——这场选举将使国家分裂；在此之前，西翼与东翼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人民党与人民联盟之间的冲突已然形成。从飞速掠过的画面转向一个固定日期，使即将到来的危机既显得关乎公众，又仿佛不祥地悬而未决。

萨利姆借助连续性断裂这一观念来解读巴基斯坦的分裂。他认为，东巴基斯坦与西巴基斯坦被印度的土地隔开；过去与现在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鸿沟。宗教曾将两个翼连在一起，正如持续的意识把一个人的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在这种叙述中，分离因此不只是政治边界的改变，也意味着国家身份与个人身份可能分裂。萨利姆将这种忧惧与自身处境联系起来，坚持认为即使自己试图退出责任，仍与1971年的事件相连。

直接的政治转折发生在3月25日——叶海亚、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与谢赫·穆吉布-乌尔-拉赫曼之间的谈判破裂后，局势随之改变。萨利姆的叙述将穆吉布当天宣布孟加拉国独立，与已经展开的军事准备并列呈现。这一时间顺序表明，独立宣言属于更广泛对抗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公告——政治谈判失败，领导人离开，军事行动随即展开。

军事行动与萨利姆的角色

谈判破裂后，伊斯坎德尔准将与部下进入兵营，部队中的平民乘客则获发制服和武器。行动的既定目标是迫使穆吉布投降；萨利姆被准将亲自选中，与阿尤巴·巴洛奇、沙希德·达尔和法鲁克·拉希德同行。部队的军事广播播放贾米拉·辛格演唱的歌曲，以爱国音乐衬托夜间展开的武装行动。萨利姆认定自己就是追踪穆吉布的人；他借助这位领导人的一件旧衬衫，循着气味追踪。于是，他的非凡能力使他置身于一场后果远超眼前任务的行动之中。

萨利姆拒绝把当夜逮捕的人数说得清清楚楚。他询问部队拘留了多少人，并称数字始终混乱；他的追问没有确定规模，反而使之仍然模糊。叙述随后从一支部队扩展到冲突造成的人道后果——1971年，有一千万难民从东巴基斯坦越境进入印度。萨利姆强调，如此庞大的数字难以理解；与以往迁徙作比较，也无法使它变得可把握。在边境，印度士兵训练被称为解放军的游击队，而老虎·尼亚齐则在达卡掌权。

部队没有拒绝任务。尽管曾使服从显得理所当然的确定感与道德绝对原则已经消失，士兵们仍继续执行任务。阿尤巴·巴洛奇及其同伴服从命令，萨利姆则沿着气味线索穿过暴力笼罩的街道，继而进入乡村。他们的行动包括追踪级别不高的人民联盟官员，以及被指认为共产党员的人。他们经过被焚毁的村庄、携带财物流离失所的村民、受损的铁路和焦黑的树木。萨利姆的叙述将村庄遭到破坏与整个村庄被视为窝藏解放军联系起来，表明军事行动不仅追捕个别嫌疑人，也波及整个社区。

向南追踪与河流

任务带领部队不断南下，朝恒河与海洋前进。追踪逐渐难以与必须继续执行任务的义务区分开来——目标仍难以捉摸，线索不断远去，而士兵们若未完成任务便不能返回。这趟行程既是军事追踪，也是萨利姆反复感到命运介入自己人生的一段经历。

士兵们依照萨利姆的指引夺取一条船，沿河划行。叙述称这条河为帕德玛河，随后又将河与恒河联系起来；恒河是与湿婆相关的母亲之水。士兵们追踪得离战场越来越远，周围的一切仿佛逐渐远离战争，但气味线索仍不断引他们前行。在这一段行程中，萨利姆保持沉默；这与他的追踪能力赋予他的权威形成对照——他指向方向，其他人便跟随。

行程以萨利姆从船上消失告终，留下阿尤巴·巴洛奇、沙希德·达尔和法鲁克·拉希德在陌生的土地上醒来并寻找他。他们抵达一片辽阔绿色荒野的边缘，军事任务由此转变为叙述下一阶段的过渡。战争追踪使部队离开城市，进入一片陌生地带；在那里，他们的服从习惯与追踪方式将面临新的考验。

历史、叙述与责任

战争并非通过置身事外的编年叙述呈现，而是由萨利姆以回顾性的、自我审视的方式讲述。他在政治事件、自己的参与和直接解读之间转换，讲述时甚至直接向帕德玛说话。飞快掠过的日历蒙太奇、在大选前突然回到某个日期，以及后来对不确定统计数字的停顿，都使叙述形式本身成为意义的一部分——国家历史以片段的形式到来，叙述者不断衡量历史事实与理解这些事实的能力之间的距离。

萨利姆也拒绝以“自己不过是工具”为由寻求宽慰。他的追踪能力服务于军事行动，而他也承认，循着气味线索行动使自己置身于这场军事行动之中。叙述虽未将国家分裂归咎于他，却把他的参与呈现为一种联系；即使他试图退出责任，这种联系依然存在。因此，孟加拉国解放战争既标志着政治分裂，也构成一场危机，动摇了萨利姆试图在个人历史与周遭历史之间划出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