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
人性的枷锁柏林是菲利普·凯里人生早期阶段的一座城市,主要与威尔金森小姐做家庭女教师的工作以及两人短暂亲密关系的后续发展有关。城市本身大多并未直接出现在叙事中——它的重要性在于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在于威尔金森小姐讲述的往事,也在于她试图通过书信让菲利普在情感上继续依附于她。由此,柏林标示出一段菲利普视为插曲的关系,而威尔金森小姐却把它说成是对更长久未来的一种要求。
定义与背景
威尔金森小姐在柏林做家庭女教师,此前她在法国和德国接连做过类似的工作。她是牧师的女儿,其家族经历与凯里一家有所关联——她父亲曾任林肯郡的牧师,凯里先生最后一次担任助理牧师时曾与他共事。父亲去世后,她不得不自谋生计。她一直与凯里太太通信,也曾两次在布莱克斯特布尔牧师住宅度过假期,像其他偶尔来访的客人一样,付一小笔费用作为食宿开支。
菲利普离校后前途未卜,凯里太太便向威尔金森小姐征求建议。她推荐海德堡作为学习德语的地方,并安排菲利普住进厄林一家在当地的家中。因此,柏林首先属于那个由工作和熟人关系构成的现实网络,正是这个网络促使菲利普前往国外——威尔金森小姐在柏林的工作境况使她参与了这一决定,尽管菲利普去的是海德堡,而非柏林。
威尔金森小姐在柏林的生活
威尔金森小姐对柏林的讲述带有不满之情。她怨恨自己不得不谋生,并将眼下的境况与她声称曾在林肯郡享有的奢华生活相对照,其中包括可以骑马、乘坐马车。她提起一位富有的舅舅,据说他曾打算留给她一笔遗产;然而,路易莎姑妈知道的情况使这番说法变得可疑——在威尔金森小姐出生之前,那位舅舅已经结婚生子,因此几乎没有理由指望能继承他的遗产。威尔金森小姐的说法与路易莎姑妈的记忆并不相符,这使她的自我描述显得不可靠,也令菲利普困惑不解。
她还谴责自己所谓德国生活的粗俗,并将柏林与巴黎的辉煌相对照;她声称自己曾在一位时髦肖像画家的家中做家庭女教师,在巴黎度过数年。她讲述的名人来访故事,包括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以及那些名字令菲利普印象深刻的作家,使她的过往显得比眼下的处境更加光鲜。她把自己珍藏的都德《萨福》借给菲利普,尽管她忘了请作者在书上题字。因此,在她的故事里,柏林成了沉闷的当下,她借此衡量自己在别处想象中或记忆里的社交生活之辉煌。
寄宿公寓的体面与社会压力
威尔金森小姐所处的社交环境,既受寄宿公寓的现实经济状况支配,也受其公开标榜的体面名声约束。在菲利普于海德堡下榻的那所房子里,弗劳教授因弗劳莱因·卡齐莉和宋先生被人看见在僻静处相会而面临丑闻。弗劳教授不喜欢这桩恋情,但宋先生租下了底楼的两间房,每餐还买一瓶昂贵的摩泽尔酒;卡齐莉的父母也为照料女儿付了不少钱。两人都是重要住客,女房东不愿失去任何一方。
三位付钱不多却是常住客的老妇人坚持认为这桩恋情有伤风化,寄宿公寓正在丧失体面。她们的压力最终使弗劳教授无法再装作视而不见。这一段并非发生在柏林,却揭示了威尔金森小姐在欧洲谋职所处的那类讲究体面、又依赖商业收入的寄宿公寓社会。社会评判与经济盘算同时起作用——住客要求遵守道德规范,女房东则要衡量这种要求与房客带来的收入孰轻孰重。
跨越距离的关系
菲利普与威尔金森小姐同住期间,她暗示两人或许能够继续亲密相处。临行前的两周过去时,她一再提起又少了一天。菲利普满怀对伦敦生活的期待,并未因离别将近而沮丧。她提出,如果自己在伦敦找到一份工作,就能常常见到他;他回答说那会很愉快,但这个念头并没有令他兴奋;他想开始新生活,不愿觉得受到牵绊。他坦率的回答清楚表明,两人的期待并不相同——她想象的是亲密关系得以延续,而他已经在展望这段关系之外的生活。
两人分别后,双方约定威尔金森小姐先通过查令十字邮局给他写信,直到他能把固定地址告诉她。菲利普在那里收到了三封信。信写在蓝色纸上,用紫色墨水,以法文写成;他觉得这种做法矫揉造作。她那热情洋溢、令他想起法国小说的文字,并没有使他心动。他甚至难以决定该如何称呼她,既写不出亲昵称呼,也写不出她的名字,最后只写了一个简单的“亲爱的”。他没有写下自己想象中恋人理应写出的表白,而是谈起自己的房间和办公室。
威尔金森小姐把他的矜持看作拒绝,并回信责备他。她说自己一直在等他的信,已经把一个女人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了他,而他的沉默让她觉得自己遭到了遗弃。她后来的信威胁说,如果他不爱她,她就要自杀;之后又提出圣诞节来伦敦看他。菲利普告诉她自己愿意见她,却说已经答应去乡间赴约,无法取消。她把这当成他不想要她的证据。距离使两人不对等的期待陷入相互指责与闪躲的循环——她的信要求他给出明确的情感承诺,菲利普则用借口作答,既免于直接表态,也无法令她满意。
叙事意义
柏林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城市中的具体场景,不如说在于与之相连的关系和社会经历。它是威尔金森小姐当下工作的地点,而她怨恨这份工作,并一再将它与自己更加辉煌的过往相比。她讲述的故事让她在菲利普眼中显得见多识广,但她叙述中的矛盾,以及菲利普后来对她书信的漠不关心,都揭示出她所塑造的形象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
这座城市也标志着菲利普人生的一次转变。威尔金森小姐参与了安排他去海德堡的事,却无法把这种现实联系变成持久的情感纽带。菲利普转向伦敦及其所许诺的自由,这与她希望建立一种能够让两人常常见面的生活相冲突。因此,柏林处于他迈入成年的转折边缘——它既是工作的地点,也是分别之地;而那段情感迫切的过往,仍试图从遥远的地址追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