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消灭颠覆分子”

“我们先消灭颠覆分子”是伊比利科·曼努埃尔·圣让将军的声明开头。圣让当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军事总督，他在声明中说明阿根廷独裁政权打算消灭哪些人，以及消灭的先后顺序。这句话只点出第一个目标，但随后的序列清楚表明，敌人的界定如何不断扩大，直到没有任何政治立场能够提供安全保障。

声明及其不断扩大的目标

1977年5月，圣让告诉《卫报》，政权将先消灭颠覆分子，然后是他们的同伙、同情者，最后是冷漠和不够热心的人。这一措辞把镇压呈现为一场逐步扩大的清洗，目标人群不断扩张，而非仅仅针对武装对手的有限行动。到这一序列的末尾，即便只是消极旁观或热情不足，也成了遭受迫害的理由。

这番话是对新政权目标的解释，而且发表时显然毫不尴尬。其直截了当的递进，为一项远远超出最初被贴上颠覆分子标签者的政策提供了公开说辞——罪责通过关联、同情，最终仅仅因为没有表明立场而向外扩散。

从法令到国家恐怖主义

叙述将这番声明置于一场政治镇压行动之中，而这场行动在1976年政变之前便已开始。1975年2月5日，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总统颁布了第一道歼灭令，设立“独立行动”。这项行动被描述为在图库曼省丛林中针对游击队的军事干预，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军事区，并赋予各区指挥官几乎不受限制的镇压颠覆分子的权力。

准将阿克德尔·比拉斯将行动目的描述为主要在于文化层面——在他看来，游击活动只是颠覆活动的一个方面，而且并非最重要的方面。因此，这场行动恐吓了圣米格尔-德图库曼的平民，其中包括教师、学生、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和宗教人士。叙述将“独立行动”视为国家重组进程独裁统治下镇压进一步加剧、手段更加精密的前奏。

1976年3月24日政变之后，独裁政权将国家恐怖主义置于其统治的核心。四十八小时内，前国务卿威廉·P·罗杰斯便预见到大规模镇压；其继任者亨利·基辛格则表示希望支持政变领导人，而不是让他们觉得遭到美国围困。这段叙述将这一国际氛围视为有助于解释该政权何以逍遥法外。

言辞背后的镇压机器

从1976年春季到1982年秋季，独裁政权强迫数千人失踪。由于许多遗体始终未能寻获，且不同估算之间存在差异，叙述给出的受害者总数约为三万人。圣让的声明与这一规模构成了异常直接的对应——目标不止是武装叛乱者，还扩大到他们的同伙、同情者、冷漠之人以及不够热心的人。

镇压通过无限期戒严和严苛法律实施，这些措施中止了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剥夺了他们离开本国的可能。与这些公开措施并行的，是一套秘密机构；其工作分由专门小组负责，包括绑架和失踪、秘密拘押中心、酷刑、处决、处理遗体，以及掩盖被盗儿童的身份。被拘押的孕妇在秘密产房分娩后，随即与婴儿分离；婴儿之后被交给支持独裁政权的军人或平民家庭抚养。

死亡航班是这种分工体系的极端例子——军方飞行员把被捆绑并下药的在押人员活着带上战斗机，从数千米高空将他们扔进外海。由此，体制不仅能从肉体上抹去人们，也能压制可能用来查明他们命运的证据与身份信息。

含义与后果

这句话的力量在于，它从一个看似界定清楚的敌人，逐步转向一个边界并不固定的类别。每一类人都因其与前一类人的关系——或被指称的关系——而被纳入其中；到了最后，连冷漠也被重新定性为有罪。因此，圣让的话揭露了一种恐怖逻辑——它将社会上的接近关系和政治上的沉默视为消灭他人的理由。

叙述还将阿根廷的暴力置于更长久的威权统治实践历史之中。西班牙是逃离阿根廷恐怖统治的流亡者的主要目的地，尽管佛朗西斯科·佛朗哥去世尚不久；佛朗哥先是受到庇护，之后又庇护了庇隆将军，而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们屡屡赞扬庇隆并效法他。他们采用的手段之一，是从政治犯手中偷走儿童；叙述指出，这种做法早已在战后西班牙证明了其效用。因此，这番声明不仅属于单一政权的历史，也属于一脉跨国延续的镇压传统与身份摧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