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国家重组进程时期

阿根廷国家重组进程是1976年3月24日军事政变后建立的独裁统治；此后，国家恐怖主义成为统治的核心手段。按照小说的叙述，这并非孤立的军人执政事件——它源自更早的镇压行动，通过刻意隐蔽的体系运作，并发生在一个偏袒反共独裁政权的地区及国际冷战秩序之中。其后果包括数千人遭强迫失踪，以及新一轮流亡；一些共和派流亡者在首次以难民身份逃离数十年后，又返回西班牙。

政变与政治背景

政变推翻了玛丽亚·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胡安·庇隆于1974年7月1日去世后，她继任总统。军官拘押了她，将她软禁在内乌肯省一座别墅中，那里地处偏远的巴塔哥尼亚；随后，他们建立了一个自称“国家重组进程”的政权。小说将这一变化置于阿根廷近期历史的背景之下——1976年3月，阿根廷是南锥体地区唯一仍实行民主政府的国家。乌拉圭和智利在1973年发生政变；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早已处于独裁统治之下，而巴西的军人政权则始于1964年。

新政府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军政府领导。陆军中将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代表陆军，海军上将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代表海军，空军准将奥兰多·拉蒙·阿戈斯蒂代表空军。尽管名义上实行集体领导，魏地拉仍是主导者，直到1981年，首任军政府由另一届以陆军中将罗伯托·爱德华多·比奥拉为首的军政府接替。此后又有两届军政府相继执政。军方最终于1983年10月召集选举，此前它已在马岛战争中战败，国内抗议不断扩大，国际支持也日渐减弱。

政变前后的镇压

该政权的镇压手段有其前史。政变前的1975年2月5日，马丁内斯·德·庇隆总统颁布一项被称为第一道“歼灭令”的法令，建立了“独立行动”。其公开目的，是在图库曼丛林中击败游击队；实际上，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军事区，赋予各区指挥官广泛权力，以镇压被贴上颠覆分子标签的人。准将阿克德尔·维拉斯称，这场行动的目的既是军事层面的，也是文化层面的。因此，行动还将目标指向平民和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人士，包括圣米格尔-德图库曼的教师、学生、知识分子、艺术家、科学家和宗教界人士；小说将其视为后来在国家重组进程统治下升级的镇压行动的先声。

独裁政权的恐怖统治始于政变当晚，当夜有数百人遭非法拘押。从1976年春季到1982年秋季，该政权造成数千人被强迫失踪。由于许多遗体始终未能寻获，人数只能估算；叙述给出的受害者总数约为三万人。失踪者并非仅仅被杀害——遗体缺失也妨碍了死亡确认和证据寻获，使亲属无法确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该体系依靠持续的戒严状态和镇压性法律，这些措施中止了公民权利与自由，并剥夺了公民离境的能力。除这一正式框架外，政权还建立了秘密机构，将镇压工作分派给各个特遣小组，并为每组安排专门任务。其职能包括绑架与强迫失踪、秘密拘押、酷刑、处决、处理遗体，以及设立秘密产房，让被拘押的女性在其中分娩后与婴儿分离。其他部门则抹去被夺走儿童的身份，并安排他们由军人家庭或与独裁政权立场一致的平民收养。这种分工使强迫失踪成为一套有组织的流程，从抓捕一直延伸到抹除身份和证据。

所谓“死亡航班”是这一体系的极端形式。军方飞行员将仍然活着的囚犯捆绑并用药物镇静后，运上飞机，再从高空将他们抛入海中。叙述并未把这些航班视为孤立手段，而是将其描写为更庞大机制中的专门环节；这一机制旨在让受害者消失并掩盖责任。

冷战背景与政治许可

小说将该政权逍遥法外的状态，与美国为打击拉丁美洲左翼运动和组织而在外交中采取的国家安全学说联系起来。按照小说的叙述，冷战反共主义使军事独裁成为国际政策青睐的工具。政变两天后的1976年3月26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内刚卸任国务卿的威廉·P·罗杰斯预料，镇压和流血事件将会大幅增加，包括针对工会异议人士以及新统治者所属政党成员的行动。接替罗杰斯的亨利·基辛格则认为，政变领导人需要支持，美国不应让他们感到遭到孤立。这些言论表明，国家重组进程是在外部默许的氛围中展开的，而非单纯的国内暴力事件。

这一背景也有助于理解政变前局势如何升级。马丁内斯·德·庇隆意识到国际环境，早已推行前所未有的政治镇压行动，试图表明自己致力于反共并维持执政。因此，从“独立行动”到独裁统治并非彻底断裂——早期行动为军事区划分、广泛授权以及针对平民的暴力提供了先例，而国家重组进程则在全国范围内延伸并强化了镇压。

逃离、流亡与小说的广阔历史框架

政变的直接后果是人们纷纷设法离开阿根廷。接纳流亡者最多的是墨西哥；刚经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逝世的西班牙则位居第二。叙述着重指出这一目的地带有讽刺意味。佛朗哥起初受到庇护，后来又庇护了胡安·庇隆；此后的拉丁美洲独裁者将庇隆视为榜样。他们还采用了从政治囚犯手中夺走孩子等手段——小说将这些做法与它们早先在战后西班牙的运用联系起来。

对于1939年逃离西班牙、并在大西洋彼岸建立新生活的西班牙共和派来说，阿根廷的独裁统治让流亡以反向的方式重演。离开西班牙近四十年后，有些人被迫再次面对流离失所，返回出生地时却成了外国人，失去了他们在海外建立的生活和安全感。因此，国家重组进程的影响超出了政权更迭或一系列罪行的范围——在小说的历史构想中，威权统治手段跨越时代与国界传播，政治暴力则一再迫使人们逃离家园，并使身份沦为国家可以控制的脆弱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