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陷落（1939）

《马德里陷落（1939）》以亲密的视角叙述佛朗哥阵营获胜的过程，将其描绘为一连串被剥夺的经历——吉列尔莫·加西亚·梅迪纳失去了在医院的职位，目睹城市的公共生活天翻地覆，又回到一处已被他人搬空的家。决定性的打击不只是权力更迭，而是吉列尔莫认出阿姆帕罗带着一个男人和一只旅行包离开的那一刻；胜利者尚未正式宣布获胜，他便觉得自己已经输掉了战争。

医院易手

那天早晨，吉列尔莫还在查房，第一病房也尚未查完，福尔图纳托·金塔尼利亚便打断了他。金塔尼利亚行色匆匆，令人不安；但真正显出事态严重的，是他称呼吉列尔莫时那异常正式的语气。他没有带吉列尔莫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领他到一楼的洗手间，逐一检查里面的三个隔间，确保没有人能偷听。他解释说自己已经没有办公室了——半小时前，一个由弗朗西斯科·阿里埃塔率领的委员会突然到来，不敲门便闯了进去，并宣布要以国民军的名义接管医院。

新当局的接管既是仪式性的，也落实到了实际行动上。那些人白大褂里面穿着蓝衬衫，阿里埃塔的腰带上还别着一把手枪。金塔尼利亚承认，他没料到阿里埃塔会来，也没想到医院里竟有这么多佛朗哥主义支持者。因此，这场占领不仅更换了医院的领导层，也暴露出该机构内部早已存在的这股势力。

金塔尼利亚让吉列尔莫回家待着，直到局势明朗。他说，立场未明的医生和护士还能维持医院几天；他会让其余人回家，自己也要离开。他脱下白大褂，命令吉列尔莫也脱掉。吉列尔莫不准到办公桌前拿自己的物品，甚至连大衣也不准取回。这道命令骤然结束了他的工作，也使他与那家安排了他日常生活的医院分离。

街头分裂的城市

金塔尼利亚和吉列尔莫从救护车入口离开。外面的马德里看起来已不像他们当天早晨醒来时的那座城市。此前从未挂过君主制旗帜的阳台上，如今挂起了旗帜；几个月前还曾展示共和国三色旗的阳台上，也出现了君主制旗帜。人行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少数行人独自匆匆走过，低着头。

分道扬镳之前，金塔尼利亚拥抱了吉列尔莫。吉列尔莫也回抱他，想到这也许会是他们最后一次拥抱，心中颇为感动。他们简短道别，只互相说了同样的祝福和感谢。金塔尼利亚朝莱加斯皮方向走去；吉列尔莫则朝西贝莱斯广场走，随后转上阿尔卡拉街，沿着马德里丽池公园边缘朝贝拉斯克斯街走去。这条路线赋予了城市变迁以人的尺度——一位同事向一个方向消失，而吉列尔莫穿过那些旧秩序已开始消散的街道，独自回家。

在吉列尔莫住的街区，公共气氛更加喧闹，也更为分裂。佛朗哥主义支持者从阳台探身而出，聚集在人行道上，举起右臂，高喊长枪党的问候语：“西班牙万岁！”而在他们对面，自1936年夏天以来住进该区空置公寓的难民家庭正准备离开，带着仅有的财物，不知要去往何处。吉列尔莫避开欢庆的支持者，借离去的难民作掩护，贴着建筑物外墙前行。这一对照表明，胜利并非一场单一的公共庆典，而是欢庆与被迫逃离共存于同一条街道上。

在埃尔莫西利亚街与努涅斯·德·巴尔博亚街交会处的辨认

在埃尔莫西利亚街与努涅斯·德·巴尔博亚街的街角附近，吉列尔莫不再匆忙赶路。他先认出一件熟悉的物品——一只磨损得柔软的棕色皮革旅行包，正被放进一辆汽车的后座。之后，他才认出放包的男人；那人短暂地朝他笑了笑，随后加入了掠夺者的行列。吉列尔莫看不清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上的人，汽车便已消失。

辨认的先后顺序赋予了旅行包特殊的分量。它将眼前的政治败局与吉列尔莫生活中的私密离别联系起来，而看不见的乘客则使这一幕留下了未解之处。就在那一刻，敌人尚未正式宣告胜利，吉列尔莫已觉得自己输掉了战争。公共秩序的崩溃与个人的丧失同时到来，却并非一回事——汽车驶离所带来的马德里陷落之感，比旗帜和口号更为直接。

被洗劫一空的房子

吉列尔莫回到家，发现家中早已遭人洗劫。阿姆帕罗离开时没有收拾房间——入口处堆着衣服，客厅里能放东西的地方都被物品占满，走廊上散落着碎石瓦砾。吉列尔莫早上八点离开时，时间还不到两点。因此，这些破坏是在短短几小时内造成的，过程仓促，手段却毫不留情。

闯入者用大锤砸穿了他祖父书房的墙，取走保险柜。之后有人试图用喷灯烧开柜锁，留下浓烈的烧漆气味，显然又有锁匠成功打开了保险柜。柜门敞开，里面空空如也。被拿走的只有唐·费尔明的黄金；祖父母遗嘱的副本、房契和其他家庭文件则散落在地板上。文件上布满了深色的鞋印。毁坏这些文件并无实际必要，却让吉列尔莫在财物被盗之外，又添了一重屈辱。

离开前，吉列尔莫咒骂了一句，随后吃掉了厨房桌上还没人动过的两块佛朗哥配给面包。他已经一天半没吃东西，储藏室里也没有别的食物。面包很硬，但他觉得比预想的要好吃。他穿上祖父的外套；这件外套又宽又短，比他失去的大衣差得多。他拿起公文包，没有锁门便走了出去。就连这段小小的经过，也显示出他失去了多少——食物、衣物、文件，以及回家时本应拥有的寻常安全感。

打字名单与未完成的逃亡

在阿亚拉街的一家乳品店，吉列尔莫打听那个平时替埃克斯佩尔塔送信的男孩。他得知男孩已有三天没来上工，店里的人把他的住址告诉了吉列尔莫。后来，吉列尔莫经过那幢再也不属于自己的房子时，看见四名长枪党成员站在入口外。其中一人拿着一张打字纸。吉列尔莫走到马路另一侧，继续向前，没有停下来确认名单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

结尾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而是留下尚未证实的威胁。家园的丧失意味着他可能被捕，但吉列尔莫不知道名单上写了什么，也不知道是否列有他的名字。他不去查看，也是出于现实所需——新当局已经守在门口，停下来可能暴露自己。因此，马德里陷落并未被描绘成一场已经完成的公共仪式，而是一连串不断收窄的抉择；故事最终停在吉列尔莫继续向前之时，他没有家园，没有财物，也不知道前方等着自己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