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1839年摩门教徒被逐出密苏里州

在天堂的旗帜下

1838—1839年摩门教徒被逐出密苏里州,是一次强制迁离,使不断升级的政治与宗教冲突演变成大规模逃亡。海恩磨坊大屠杀发生后,远西城又遭到包围,圣徒面临交出领袖、放弃武器、赔偿财产损失并离开密苏里州的要求。约瑟·史密斯接受了这些条件,以避免眼前进一步的危险,但投降并未使社群免遭掠夺和侵害。此次驱逐成为圣徒持久受迫害记忆的一部分,也有助于塑造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他们的生存有赖于共同迁徙。

原因与冲突升级

冲突源于摩门教徒定居者迅速涌入杰克逊县,以及他们打算在自己认定由上帝指定的地方建立宗教社群。许多新来者来自东北各州,支持废奴;许多密苏里州居民则有南方背景,并拥有被奴役者。圣徒与外界划分社群边界及其政治组织方式,也助长了当地人的猜疑——他们用教会资金购买土地,偏好与教友交易,在约瑟·史密斯的指示下作为整体投票,而且人数不断增长,似乎足以左右地区政治。

宗教主张使这些紧张关系更加尖锐。圣徒认为自己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在密苏里州拥有神圣的继承权;一些居民将这一主张以及区分义人与敌人的言辞合在一起理解,视为一种威胁。约瑟·史密斯教导人们可以选择站在主的一方或走向邪恶,这使人们难以同情那些拒绝圣徒宗教主张的人。1831年,一则启示称密苏里州是圣徒的产业,也是他们敌人的土地。对于已经对定居和政治变迁感到警惕的邻居来说,这种言辞听起来可能是在主张领土权利,而非表达个人信仰。

到1838年,冲突已愈发暴力。海恩磨坊大屠杀发生时,约瑟·史密斯身在远西城,城外有一万名密苏里州军队包围该镇。十八名圣徒在一家铁匠铺内外遇害。大屠杀以及与人数悬殊的强敌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改变了约瑟的盘算。他认为继续武装对抗可能导致追随者遭到毁灭,于是派出五名摩门教代表向对方寻求和平。

投降与被迫离境

密苏里民兵所提出的条件表明,和平要以圣徒失去家园和政治独立为代价。他们被要求交出约瑟·史密斯及另外六名领袖,让他们面对叛国罪指控;赔偿密苏里州居民遭到掠夺或毁坏的财产损失;交出武器;并彻底离开密苏里州。条件十分苛刻,但约瑟接受了,并将自己投降说成是拯救忠信者性命、保全教会的办法。

11月1日,圣徒投降。约瑟、他的兄弟海仑·史密斯及另外五名领袖被拘押,随后仓促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判犯有叛国罪;叛国罪属于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密苏里州的指挥将军命令亚历山大·多尼潘将囚犯带到远西城的公共广场,并于次日早晨处决他们。多尼潘拒绝执行。他指出,囚犯是美国公民,军事法庭无权依法判处平民未经审判即被处决;他警告说,他将追究上级的谋杀责任。他的拒绝阻止了计划中的处决,并使约瑟当时免于一死。

这次干预并未撤销其他投降条件。圣徒被解除武装,又暴露于敌对居民面前,因而遭受进一步损失——财物被掠夺,木屋被拆除或焚毁,牲畜被杀,男子遭到殴打。有关妇女和女孩遭受性侵的报告,更加深了社群的恐惧。圣徒还只获准在几个月内离开该州,期限截至1839年春。结果并不只是放弃一处有争议的定居地,而是在社群的财产、安全以及继续留在密苏里州的可能性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被迫离境。

冬季、监禁与逃脱

投降后的冬天,圣徒在准备离开时遭遇饥荒和严寒。约瑟仍与另外九名摩门教领袖一同被监禁,他们被控叛国和谋杀。他在狱中谴责海恩磨坊的杀戮、利尔本·博格斯州长颁布的灭绝令,以及州议会的程序。他的监禁为这次驱逐增添了政治层面——社群面临被迁离之际,其领袖仍被掌握投降条件的当局拘押。

随着密苏里州报纸刊出海恩磨坊大屠杀的报道,要求调查的呼声日益高涨,公众舆论也开始转变。支持摩门教徒的文章不断流传,迟迟不审判便继续关押约瑟和其他领袖,使州及地方官员愈发难堪。为了避免审判最终宣告无罪,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怂恿看守囚犯的警长收受800美元贿赂、喝醉酒并睡着。1839年4月16日夜间,约瑟和另外九名狱友逃脱,横穿乡间去与圣徒会合。社群的大多数成员此前已完成迁徙,抵达伊利诺伊州。

迁徙与历史意义

这次离境被记住的不只是一次住所变更,更是一场集体苦难。后来的记述称,圣徒怀着痛苦与希望离去,受迫害与失去财物的经历将他们凝聚在一起。把每支马车队伍比作再次逃离埃及,呈现了社群对迁徙的理解——离开密苏里州既是被迫与家园分离,也是共同踏上通往安全之地的旅程。该记述还强调,在布里格姆·杨的带领下,这个群体的力量在于凝聚力和务实的组织能力;布里格姆·杨后来成为一位能干的西迁领袖。

对约瑟·史密斯而言,逃离密苏里州之后,他在伊利诺伊州开启了新生活。出狱约一个月后,他勘察了汉考克县密西西比河畔的一处地点,并决定在那里建造圣徒的下一座城市。因此,这次驱逐带来的后果不止是失去在密苏里州的定居地——它使社群越过州界,并开始建立纳府。然而,被迫投降、遭到监禁和逃亡的记忆,仍是圣徒讲述自身历史的核心,使密苏里州驱逐成为宗教主张、地方政治权力与州权威之间冲突的标志性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