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立

在天堂的旗帜下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于1830年成立,建立了一个以新近出版的经典和恢复真实教会的主张为权威基础的宗教运动。《摩尔门经》所提供的不只是一部神圣经典——它赋予该运动一段植根于美洲的历史,在信徒与反对者之间划出鲜明的道德界线,并提供了将信徒聚集为独特共同体的框架。

出版与正式组织成立

约瑟·史密斯完成金页片译文九个月后,厚达588页的《摩尔门经》付梓,并在纽约州帕尔迈拉市中心的一家砖砌店铺发售。仅仅一周多之后,即1830年4月6日,约瑟·史密斯正式组建了如今称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宗教团体。出版与建制的先后紧密相连——新教会以刚刚开始公开流通的译文为根基和指导性经典。

该书对自身起源的叙述,使这一根基获得了神圣权威的主张。接受约瑟·史密斯声称自己收到了金页片的改宗者,也能够接受《摩尔门经》是进一步的见证,并提供了更完整的神圣历史记述。这个新兴宗教团体自我呈现的方式,不只是另一个基督教会众,而是一个失落教会的复兴。

复兴、美洲历史与道德界线

约瑟·史密斯教导说,耶稣基督受难后,基督教领导层偏离了正道;这一背离被称为大叛教说。根据这种说法,《摩尔门经》纠正了被后来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义扭曲的历史,并恢复了基督的真实教会。它所描绘的核心道德图景十分鲜明——人类属于两座教会之一,分别与上帝的羔羊或魔鬼相关联。这种区分使宗教归属成为衡量正义与否的决定性标志,而不只是表明一个人属于哪个团体。

这部经典还将神圣历史置于美洲大地。其叙事大多发生在美洲大陆;耶稣基督复活后曾在那里向一群蒙拣选者显现并教导他们;摩罗乃则将页片交给了约瑟·史密斯。书中还将伊甸园定位于美洲,并预言基督将在世界的同一地区再临。这些主张使该运动的地理位置成为其神学的一部分,也让美洲改宗者在神圣故事中占据中心地位。

个人启示强化了教会关于重新获得神圣权威的主张。约瑟·史密斯鼓励追随者亲自寻求上帝的启示,使启示既成为宗教生活的根基,也是先知领导权的来源。共同经典与个人启示可能性相结合,帮助凝聚了这个新兴运动,同时保留了先知持续引导的作用。

蒙拣选者与邻里冲突

圣徒聚集到密苏里州后,以复兴为核心形成的身份认同既带来团结,也成为冲突的来源。约瑟·史密斯的启示将杰克逊县指认为上帝指定的聚集地,并指示圣徒在那里建造新耶路撒冷。他们深信自己是上帝的蒙拣选者,有神授权利将该地区据为锡安;在大量主要来自东北部、地域和政治立场不同的移民涌入当地人口之际,这种信念加剧了地方居民的疑虑。

摩擦并不只是神学层面的。圣徒动用教会资金购置大片土地,偏好与其他圣徒进行商业往来,并依照约瑟·史密斯的指示,作为纪律严明的集团投票。居民担心这个不断壮大的群体会主导地方政治;一封报纸来信警告说,县里的官员不久可能都会是摩门教徒。书中还描述,圣徒不太愿意与那些不接受他们对上帝计划之理解的邻居交往。约瑟·史密斯将这种选择描述为可以自由站在主的一边或邪恶的一边,同时认为蓄意拒绝圣徒所信奉的上帝,足以成为不予同情的理由。因此,运动关于选择的言辞,与信徒和外人之间强烈的社会界线并存。

制度、仪式与归属感的传承

教会的教义和仪式在成立之后继续发展。在纳府,约瑟·史密斯创立了为死者代行洗礼和圣殿恩道门仪式,教导上帝曾经也是人,并提出人类能够成为神。他还于1843年正式编纂多重婚姻制度,不过这项启示仍属秘密,直到1852年才公开承认。这些后来的发展显示,教会成立时所提出的持续启示主张能够支持重大的神学创新;围绕多重婚姻的保密,也暴露了公开身份与私下实践之间的张力。

创始共同体的集体身份通过后来的仪式与聚集得到重申。约瑟·史密斯遇害、被控杀害他的男子获判无罪后,布里格姆·杨指示教会当局在圣殿恩道门仪式中设立复仇誓言。参与者发誓要祈求向国家复仇,并将这一义务教给后代;这项誓言一直保留在仪式中,直到1927年才被取消,此前它已经公开并引发强烈抗议。这一事件显示,神圣仪式能够将共同的不满与共同的信仰一同纳入制度形式。

自1937年以来,每年在与约瑟·史密斯取回页片相关的地点举行的库摩拉山历史剧,展现了现代共同体归属感的一种形式。超过一万名圣徒聚集观看夏季演出;尽管也邀请非教会成员参加,出席者中已有超过95%属于该教会。这场历史剧的规模,以及人们反复回到创立故事的做法,使这场聚集主要成为共同见证与起源的庆典,而非改宗活动。因此,从首次出版之时起,教会的创立故事就不仅是恢复权威的叙述,也是持续界定谁属于该共同体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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