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的新闻搭档关系

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的报道搭档关系使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共同投入一场调查，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主张往往建立在零散而不确定的线索之上。这种关系的显著特点不只是两人共同报道，还在于他们分工合作、彼此把关——只要其中一人怀疑证据是否足以支撑其所暗示的结论，报道就可能暂缓。他们的合作帮助水门调查从孤立线索逐步发展为对政治间谍与破坏行动的更全面叙述，同时没有以确定性取代证据。

在压力下形成的搭档关系

调查开始近四个月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已经形成了叙述所说的某种精神上的默契。同事有时开玩笑说，两人是冲着总统来的。伯恩斯坦想起理查德·尼克松坚持认为候选人亲自主持竞选，于是正视一个更严肃的可能性——他们的报道或许会指向总统涉入其中。他试着换位思考，按照伍德沃德的方式，检验他们实际掌握的证据与怀疑之间的差距——唐纳德·塞格雷蒂曾试图接触他们、间接的旅行记录，以及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人触犯法律。因此，搭档之间虽有共同的调查抱负，也始终坚持区分令人不安的模式与已经证实的指控。

这项工作也有其日常惯例。八月中旬，在第一版截稿后，两名记者开始于晚间登门拜访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雇员。有时他们分头行动，有时则一起乘坐伍德沃德的1970年款卡曼吉亚汽车出行。伯恩斯坦有时独自开公司的汽车或骑自行车前往。这些拜访使他们接触到一些因调查压力而心怀恐惧的雇员——一人恳求伯恩斯坦趁其他人还没看到他赶紧离开，另一人则哭了起来。在这种氛围下，搜集信息并不容易，搭档的调查有赖于耐心地反复追查线索，而不是寄望于一次畅所欲言的谈话。

共同调查，各自分工

他们的合作并未抹去各自承担的责任。深喉提供的信息促成一组三篇报道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共同拟定了总体报道方案，内容是至少五十名特工参与的政治间谍与破坏行动。伯恩斯坦负责塞格雷蒂的报道；伍德沃德则调查白宫在“加拿大人信”事件中的参与情况。这种分工使报道得以在展开更大范围叙述的同时，分别追查几条具体线索；不过，伯恩斯坦难以撰写那篇总体报道，因为其中最有力的细节都属于配套报道，而他不愿依赖泛泛而谈的概括。

他们追查财务证据时，同样兼有共同目标与各自分工。伯恩斯坦在调查墨西哥支票时，复印了第五张支票——一张金额为2.5万美元、收款人为肯尼斯·达尔伯格的银行本票。存款记录显示，这张支票与四张墨西哥支票一同存入，总额达到11.4万美元；四天后，其中2.5万美元被提取，剩余的8.9万美元则另行提取。这张支票为更大范围的竞选资金调查提供了具体线索，但仅凭发现支票，并不能确定达尔伯格的身份，也不能确定这笔钱的用途。

相互克制与核实

这对搭档最重要的自律，是他们能够按下暂停。有时，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会互换角色——起初，伍德沃德被认为是两人中较为谨慎的一个，但在数月的调查中，两人都曾使对方踩下刹车。如果一人心存疑虑，他们会告诉编辑，自己同意暂缓报道，即使私下并不认同对方；有时，他们什么也不说，只是继续等待。这并非抽象地偏好谨慎。他们的报道建立在读者大多看不见的证据之上，因此他们一再需要判断，支撑报道的基础是否足以承受其公开披露所带来的影响。

当他们准备一篇报道、指出H·R·哈德曼是控制政治间谍与破坏行动竞选资金的第五个人时，这种自律体现得尤为明显。伯恩斯坦来到办公室时缺觉且满腹疑虑。在告诉巴里·萨斯曼哈德曼与资金之间的联系确凿之前，两名记者再次审查了各自的依据。核查之后，他们才写成这篇报道；其中最重要的新事实，是哈德曼掌控这笔资金。由此可见，他们共同作出的判断不仅影响工作方式，也决定了一项指控何时才适合刊发。

消息来源、沉默与接触的局限

搭档的许多证据来自各自单独的接触，而非共同采访。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账簿管理员告诉伯恩斯坦，有人已经对大陪审团说了谎，萨莉·哈莫尼等人也说了谎，但账簿管理员拒绝说明谎言涉及什么。后来，休·斯隆告诉伯恩斯坦，情况比他离开时所怀疑的还要糟。斯隆说，他想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但他的律师建议他不要公开发言，以免这些话在民事诉讼中被用来对付他。他还谈到委员会内部要求守住阵线、维持团结的压力。这些谈话提供了有关沉默与恐惧的重要证词，但也留下了一些记者无法仅凭推断填补的空白。

在之后的采访中，两人继续分头报道。伯恩斯坦采访了唐纳德·塞格雷蒂。塞格雷蒂说，他想讲出事情的全部经过，但并不了解更大范围的行动，是从报纸上才得知此事；伯恩斯坦问是谁没有让他知情时，塞格雷蒂指向白宫。詹姆斯·麦科德披露相关情况后，伍德沃德另行致电尼克松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听到对方对行事方式感到愤怒，尤其不满白宫处理此事的方式。这些各自进行的接触共同拓宽了调查范围，但任何一位记者接触到的消息来源，都不足以使其陈述单独成为无可置疑的结论。

报道刊发与公众反应

搭档的报道并未得到一致的回应。此前一篇关于秘密基金的报道刊出后，主要全国性媒体大多不予理会，记者们在编辑部等候《华盛顿星报新闻》刊登报道；该报唯一一条水门事件消息，内容是一位法学教授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后来，一篇关于更广泛的间谍与破坏行动的报道，大约在晚上七点通过《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新闻社联合通讯社的线路发出。该通讯社220家美国国内订户中，超过半数采用了这篇报道，订户网络之外也有媒体刊载。两者的反差表明，随着不同线索逐渐汇聚成更具体、适合刊发的叙述，他们报道的传播范围也可能随之扩大。

这些报道还遭遇了协调一致的否认与攻击。大多数主要媒体要么忽视其中一篇报道，要么集中刊载罗伯特·马迪安的否认；《纽约时报》的分析指出，白宫的策略是在不直接讨论相关指控的情况下，谴责刊载指控的报纸。一名白宫助理解释说，政府认为公众把东部媒体视为精英主义、反尼克松，并且最终支持麦戈文。在这种背景下，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的搭档关系既是一种报道协作方式，也是一种坚持到底的手段——分头承担任务拓展了证据范围，反复核实限制了他们的主张，而两人共同完成的报道则使人们更难把逐渐浮现的指控当作彼此无关的孤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