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森的同僚称他曾警告尼克松身边人卷入水门案
总统班底理查德·尼克松与查尔斯·科尔森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在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两人早期最重要的一次谈话至今说法不一——同僚称，科尔森曾警告尼克松，他身边的人牵涉水门事件及其掩盖行动；科尔森则否认曾警告尼克松，并拒绝讨论两人的私人通信。这一分歧使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尼克松究竟听到了什么，以及随着调查范围扩大，他为何仍与科尔森及其他前助手站在一起。
据称发出的警告
一名科尔森的同僚告诉鲍勃·伍德沃德，早在十二月，科尔森就曾去见尼克松，警告他身边的人深度卷入水门事件，并正在组织掩盖行动。按照这名同僚的说法，科尔森特别提醒尼克松注意约翰·迪恩和约翰·米切尔。据称，尼克松的回应是，米切尔否认了这一指控，而他想要的是证据。同一说法还称，另有两人也曾劝尼克松与迪恩和米切尔保持距离，但尼克松不肯这么做。因此，这项指控所涉及的不只是科尔森是否开口，还包括警告是否以一种要求总统作出决定的方式传达给了他。
一名白宫消息人士提供了第二种说法——那个冬天，科尔森至少有三次告诉尼克松，他手下的一些人牵涉水门事件。据这名消息人士说，大多数警告都着重提到迪恩和米切尔。伍德沃德直接询问科尔森时，科尔森否认曾就这两人或掩盖行动警告尼克松。有人问他曾对总统说过什么，他拒绝与任何人讨论私人通信，包括新闻界、水门大陪审团或参议院委员会。他的回答表明，私人通信确实是他不愿讨论的话题，却无法证明通信内容究竟是什么。
随后，科尔森的另一名同僚敦促伍德沃德不要接受这一否认。这名同僚还称，科尔森曾明确告诉尼克松，有证据表明他手下的人既参与了窃听，也参与了掩盖行动。他将科尔森否认此事归因于两方面考虑——承认发出过警告，就等于承认总统事先已得到警示；此外，科尔森担心迪恩可能在大陪审团面前牵连他，以此报复。这些是该同僚给出的解释，并非科尔森证实的事实。白宫没有对随后刊登的《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尼克松十二月已获掩盖行动警告》发表评论。报道公开了这一所谓警告，同时保留了核心矛盾。
沉默、证据与责任
这些说法将据称发出的警告与拒绝澄清警告内容的态度并置。科尔森直接否认曾警告尼克松；他拒绝讨论私人谈话，则为可能解决争议的证据划定了界限。相比之下，同僚们描述了具体事项——迪恩、米切尔、窃听和掩盖行动——其中一人还将警告时间定在早至十二月。本书将他们的陈述呈现为相互印证的证词，而不是谈话逐字记录，也不是经独立证实的谈话记录。
这一差别关系到这段关系的意义。如果这些同僚所言属实，尼克松收到了科尔森及其他人的警告，却选择不与被点名的助手断绝关系。如果科尔森的否认属实，此处引用的公开记录便无法证明他本人曾向尼克松发出那项警告。无论如何，之后尼克松继续与科尔森及其他前助手交往，成为总统知情程度与责任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现有证据足以说明争议的严重性，却不足以毫无保留地判定科尔森告诉了尼克松什么，或尼克松当时理解了什么。
调查期间仍保持联系
在后来的叙述所涉及的时期，科尔森是与尼克松关系最密切的三名前助手之一，也是特别检察官调查的主要目标之一，另外两人是H·R·哈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六个多月来，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和亨利·基辛格一直劝尼克松与这三人断绝联系。尼克松却与他们共同制定法律辩护策略，继续与他们会面并通电话。这一反差使早先的争议更加突出——无论所谓十二月警告的确切内容如何，随着调查不断深入，尼克松与科尔森的关系并未就此终止。
1973年夏天，基辛格试图说服尼克松公开与这些前助手划清界限，并为水门事件承担部分责任。罗恩·齐格勒愤怒地驳回了这一建议，称悔过是“狗屁”。这段叙述并未将这番回应说成是尼克松本人的话；它所显示的是，尽管尼克松继续与这些前助手维持法律和私人关系，在总统圈子内部，要求与他们决裂的建议仍遭到抵制。到了十二月，连黑格也开始怀疑尼克松这条路线是否明智；与此同时，他还打电话给凯瑟琳·格雷厄姆，抨击《华盛顿邮报》的两篇报道，并敦促她停止刊登此类报道。
这段关系的意义
因此，尼克松与科尔森的关系呈现为彼此相关但各自不同的两种形态——科尔森可能曾借此向总统发出警告的争议渠道，以及调查期间科尔森仍与尼克松保持联系、位列其最亲近的前助手之中的持续交往。前者是根据彼此竞争的回忆以及科尔森拒绝披露私人通信的态度重建的；后者则由尼克松继续与他们会面、通话并协调法律辩护的情况加以描述。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关系亲近本身并不能证明尼克松在十二月知道什么，而所谓警告也不能抹去后来有关双方继续保持联系的证据。
报道的力量在于让这些不确定性清晰可见。科尔森的同僚描述的警告具体到点明了相关人员和被指控的不当行为；科尔森否定了他们的说法，却不让外界审视私人谈话。尼克松后来在实际行动中拒绝与这三名前助手划清界限，使早先的指控产生了持久影响。这段关系成为一个衡量尺度，展现了据称发出的警告、白宫作出的选择，以及水门危机处理方式的公开说法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