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这一称谓

“冷战”成为战后美国与苏联之间斗争的标志性称谓，但本书并未将这场斗争的开端视为某次单一、决定性的宣告，而是将其视为政策与认知逐渐变化、且充满争议的过程。哈里·S·杜鲁门很少使用这一说法，更喜欢称这场冲突为“神经战”。他的应对方式在多年的不确定、私下咨询、外交反复和日益加剧的军事压力中逐渐形成；即便致力于遏制苏联力量，他仍主张冲突目标必须有限，而且核战争不可想象。

为未定型的冲突命名

1947年夏，乔治·F·凯南以“X”为署名，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凯南建议，只要苏联影响力有所扩张，就坚决采取反制措施，以此遏制苏联力量，直至苏联发生改变或崩溃。这一提议为国务院内部已经流传的一种做法赋予了名称和战略框架。几个月内，沃尔特·李普曼就在一本名为《冷战》的书中对这一主张提出质疑。伯纳德·巴鲁克早先曾在演说中使用过这一说法；此后，它与“铁幕”一词一同进入战后词汇。因此，这个词的出现既记录了一场政治论争，也提供了一种描述国际局势的新方式——遏制是一种拟议中的应对措施，而“冷战”则成为这场斗争本身的广泛称谓。

本书不赞成将这场斗争归于某个单一起点。书中指出，后来的观察者争论它究竟始于杜鲁门主义演说、杜鲁门与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首次交锋，还是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曾亲历莫洛托夫与杜鲁门在椭圆形办公室首次会面、波茨坦会议以及乔治·C·马歇尔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约瑟夫·斯大林的查尔斯·E·博伦，则将冲突的起源追溯得更远，回溯至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这些说法之间的距离很重要——这个词既可以描述持续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对立，也可以指美国政策在战后出现的剧烈转折。本书叙述将马歇尔于1947年4月26日从莫斯科返回，视为战时以来所奉行政策与此后路线之间最清晰的分界点。

这个标签始终未能完全体现杜鲁门本人的用语。他很少使用“冷战”，更喜欢说“神经战”；这一说法强调持续施压与不确定性，而非绝对道德对立必然导致的冲突。1949年12月，他在对军官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两种如此不同的制度无法共存于同一个世界的说法。他呼吁寻求有限目标、尊重对手，并认识到苏联领导层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自己的信念。因此，这一说法与总统本人的努力形成张力——他试图将冲突描述为一场旷日持久、却未必注定以直接战争告终的斗争。

从疑虑到政策

向更明确政策转变的过程既非立竿见影，也并非轻而易举。在丘吉尔发表富尔顿演说前后，杜鲁门的公开立场显得不确定。他一边否认丘吉尔的警告，一边告诉阿弗雷尔·哈里曼，苏联拒绝从伊朗撤军可能导致战争。哈里曼、威廉·D·莱希、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和迪安·艾奇逊支持总统更有力地表态支持丘吉尔的立场，并认为詹姆斯·F·伯恩斯对苏联人过于愿意妥协。他们之间的分歧暴露出政府尚未形成明确的公开立场，尽管官员们越来越认为苏联的行为构成危险。

凯南从莫斯科大使馆发来的长篇电报，对这种危险作出了有力阐释。他指出，苏联领导层受不安全感塑造，并致力于削弱美国社会及其影响力；按照他的分析，克里姆林宫会回应“实力逻辑”，面对强硬态度时往往会退让。国务院在2月收到这份电报，时间比丘吉尔演说早两周。哈里曼将电报转给福里斯特尔；福里斯特尔安排将其油印，并在政府内部传阅给负责外交与军事事务的官员。杜鲁门也读了这份电报。然而，本书提醒读者，不要将其视为一份立即揭示真相、突然改变杜鲁门思想的文件——凯南的论点似乎并未对他产生深刻或即时的影响，部分原因是哈里曼此前在两人交谈时已经提出过类似观点。

在围绕遏制的公开辩论完全成形之前，杜鲁门还委托进行了一项更全面的审查。1946年7月，他要求克拉克·克利福德全面分析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由此形成的报告《美国与苏联关系》称这一问题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并判断苏联领导人似乎正谋求最终统治世界。报告主张，美国需要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限制苏联的影响，并做好应对原子战和生物战的准备；报告还称，做好准备或许可以遏止侵略、维护和平。这份报告显示，政府内部正在形成更强硬的战略分析，但它本身并不意味着杜鲁门已将所有建议都采纳为政策。

总统最终转变立场需要时间。就任不到一个月时，他曾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说，如果要维护世界和平，耐心就应当成为行动准则。本书强调，历经两年，他才形成对苏政策；其间，他密切听取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倚重的同一批顾问的意见，尤其是乔治·C·马歇尔。1947年4月26日，马歇尔从莫斯科返回并报告说，外交不会像杜鲁门希望的那样奏效——苏联领导层希望局势继续漂移、陷入混乱，并最终导致欧洲崩溃。这一报告证实了杜鲁门私下得出的结论，标志着政策方向发生决定性变化，但此前的不确定与争论并未因此消失。

遏制、危机与承诺

到1948年3月，杜鲁门认为，仅靠马歇尔计划无法应对苏联威胁，美国必须迅速恢复军事实力。他对埃莉诺·罗斯福说，局势是美国自1939年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并表示自己会竭尽所能应对。在一份解释危机的文告中，他指出，东欧和中欧一系列国家的独立与民主政府遭到摧毁，并警告说，有人企图把这种局面扩展到欧洲其余自由国家。这番话标志着他从早先的犹豫姿态发生转变——他主张，美国已到必须明确表明立场的关头，采取行动比拖延更明智。

柏林危机实时考验了这一承诺。柏林空运仍是一项前景未卜的行动；无人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而且指望完全依靠空运向一座大城市供给物资、并持续超过有限的一段时间，似乎并不现实。乔治·C·马歇尔认为，面对强大的苏联军事力量时，杜鲁门的表态过于含糊。与此同时，竞选顾问意识到，危机可能使民众转而支持总统。然而，本书叙述没有发现杜鲁门利用柏林危机谋取政治优势的迹象。他认为，在承担重大责任的时刻，竞选事务会使人分心；7月，他在致温斯顿·丘吉尔的信中谈到自己经受的政治考验，同时希望新兴的反共冲突能够得到解决，不必重演此前反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所伴随的流血与泪水。

柏林空运最终成为战后时代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杜鲁门最引以为豪的决策之一；它鼓舞了西欧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士气，也影响了冷战的进程。危机发生时，人们并未看清这一结果的重要性。这种反差使这一事件在本书对“冷战”一词的论述中格外重要——遏制并非只是预先阐明的一套理论，也是一条经由事件考验的道路，而当时的风险与后果仍不明朗。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在华盛顿签署，进一步正式确立了美国的承诺。美国、加拿大和十个西欧国家同意，将对其中一国的攻击视为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对美国而言，这是对传统的重大背离，也是自《美国宪法》签署以来的第一个和平时期军事联盟。杜鲁门认为，该公约与马歇尔计划同属其总统任内最引以为豪的成就；虽然迪安·艾奇逊和欧内斯特·贝文承担了大部分谈判工作，本书仍强调杜鲁门对这一条约所作的决定性承诺。

1949年，美国原子垄断地位的终结加剧了冲突的危险。一架从日本飞往阿拉斯加的空军气象侦察机，在北太平洋上空探测到强烈放射性；后续报告发现，辐射水平最高达到正常值的二十倍，放射性云团则被追踪到横越太平洋、朝不列颠群岛方向移动。苏联研制出原子弹的时间，比大多数预测早了三至五年。这一消息终结了美国为期四年的垄断地位，大大加剧了冷战恐惧与紧张局势。几个月内，中国战败、苏联原子弹、阿尔杰·希斯遭起诉以及克劳斯·富克斯的叛国罪行等消息接踵而至，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不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原有的国防开支上限已不现实。杜鲁门决定继续研制氢弹，促使政府全面审查军事政策；与此同时，压力也加剧了艾奇逊与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之间的冲突。

限度、记忆与意义

军事审查最终形成NSC-68报告。这是一份秘密报告，主要由保罗·H·尼采在艾奇逊指导下撰写，国防部也参与其中。报告于1950年4月7日提交给杜鲁门，并于4月25日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他讨论；它旨在促使政府正视美国的军事处境，令政府受到震动。它的出现与早先的克利福德报告体现了同一种大致模式——官员们试图通过战略分析说明苏联力量带来的危险，但政策回应是经过一系列评估逐渐形成的，而非仅凭一份文件决定。

杜鲁门对冲突的公开解释仍强调耐心与限度。1950年5月，他乘火车巡回两周，名义上是为大古力水坝主持落成仪式；他在十五个州发表了五十多场演说，却没有提及约瑟夫·麦卡锡，也没有号召发起针对他的运动。他告诉听众，冷战将持续很长时间，没有迅速或轻易结束它的办法，但从长远来看，其中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趟巡回演讲的基调不同于当时政府内部流传的警告性评估。杜鲁门没有承诺取得简单或迫在眉睫的胜利，而是将坚韧与信心视为制定政策的必要条件。

回顾自己的总统任期时，杜鲁门说，人们会记得他任内的那些年，是冷战开始笼罩人们生活的时期。他称这场斗争始终伴随着自己的总统任期，原子弹也一直是挥之不去的背景，并坚称他的政府制定了一条能够赢得这场斗争的路线。他称决定参加朝鲜战争是其总统任内最重要的决策，也是一个转折点——他说，这一次，自由国家经受住了侵略考验。但他也强调，现代战争的可怕潜能并未失控。他说，自己在朝鲜的目的在于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并补充道：“发动原子战争完全不可想象……。”

这番回顾将这一称谓所包含的两种核心压力汇聚在一起。杜鲁门认为，抵制扩张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追求无限目标，也不能让地区冲突演变成核战争。他期望自由世界变得更强大、更团结，从而阻止苏联轻易扩张；他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苏联世界内部终将发生变化，只是无人能够预知变化何时发生、又会以何种方式发生。在他的叙述中，耐心与勇气并不妨碍坚定。“冷战”因此既指塑造其总统任期的长期斗争，也指他认为防止这场斗争演变为全面战争所必不可少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