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和平付出代价，否则必将付出战争代价

哈里·S·杜鲁门宣称：“为和平付出代价，否则必将付出战争代价”，将做好准备视为实现和平的条件，而非和平的对立面。这番话是在对苏联扩张的担忧中发表的，将紧迫的行动呼吁与对迟疑代价的警告结合起来。其更广泛的意义，也因这番话背后的战时决策而更加突出——对杜鲁门而言，避免美国人进一步伤亡，并不能消除军事行动带来的人道后果。

1948年的行动呼吁

这句话出自杜鲁门3月17日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说，当天正值阳光明媚的圣帕特里克节。距他在同一讲台宣布杜鲁门主义将近一年，他呼吁立即通过马歇尔计划、普遍军事训练计划，并暂时恢复征兵制。他此时指出，阻碍和平的是苏联，并提及东欧和中欧的独立与民主政府遭到摧毁，以及这种事态还会进一步扩大的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这句话作出了鲜明对比——国家可以现在承受备战的要求，也可以日后面对战争的代价。它的措辞将迟疑变成了一个后果重大的选择。杜鲁门主张，维护和平的意愿必须以实力为后盾，不能只靠善意；美国需要明确无误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句话并非抽象地颂扬军事实力，而是针对日益加剧的国际危机，为援助、训练和战备提出的一项具体论证。

代价与武力的限度

这番话也令人联想到杜鲁门此前对如何结束对日战争所作的权衡。亨利·L·史汀生警告他，不要让美国犯下与阿道夫·希特勒所涉暴行同等规模的罪行；与此同时，常规轰炸对日本城市造成的破坏仍在加剧。顾问委员会曾考虑先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展示原子弹，但科学家们无法提出一种他们认为足以造成必要震撼、从而促使日本投降的展示方案。当时尚不确定这种武器能否成功，而且预计最初只能准备好一枚原子弹；如果展示失败，反而可能加强日本的抵抗，而不是结束战争。

杜鲁门后来回忆，在波茨坦，乔治·C·马歇尔估计，入侵日本本土诸岛至少会造成二十五万美国人伤亡。杜鲁门还回忆说，自己经过长时间、审慎的思考才得出结论，而且他并不喜欢这种武器。这番推理给那句话增添了令人不安的意味——和平的代价可能包括造成巨大伤害的抉择，即使领导人认为这些抉择或许能够避免更大的损失。本书并未把这种权衡描绘成毫无道德冲突。

8月9日，杜鲁门回应有人呼吁继续轰炸、直到日本接受投降条件时，表明了他希望坚守的底线。他承认日本的残暴行径，却拒绝美国效仿；他对可能消灭整个平民群体表示遗憾，并称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这样做。他希望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也承认日本妇女和儿童同样是人。就在当晚，他在一场有关波茨坦的广播演说中，敦促日本平民离开工业城市。因此，为和平付出代价的说法，也与他明确表示不愿在没有必要时让平民承担这种代价并列呈现。

政治决心与公众反应

这场演说还展现了杜鲁门在国会抵制其提案时如何理解领导职责。此前，面对国会的否决，他采取的做法是提出更多要求，而不是改变策略。1948年3月，他再次力推自己认为不可或缺的措施，尽管在选举年呼吁恢复征兵会带来政治风险。一些观察者称赞他的勇气；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对苏联威胁的警告只是竞选手段。最终，这场演说并未使国会产生实质性的转变。

这句话的说服力来自它的条件式结构——为和平做好准备，否则就要承担战争的代价。它将艰难的政策论证呈现为一个选择，同时没有回答战备本身可能付出什么代价。在演说中，杜鲁门借这一表述敦促人们在危机恶化之前采取行动。在对其决策的更广泛叙述中，这句话则成为衡量其执政困境的标尺——努力避免更大的灾难，可能要求作出一些其人道代价依然无法轻易忽视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