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之死与学校的改弦易辙，是年轻的季恩季耶特尼科夫教育经历中的决定性断裂——这位受人敬仰的教师曾培养他的智慧、自制力，以及承担艰巨公共责任的准备；而继任者却以外在规矩和空洞教学取代了这种鲜活的训导。这一变化使季恩季耶特尼科夫在道德上依然完好，却失去了可能塑造其抱负的指引与目标。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治下的学校

十二岁时，季恩季耶特尼科夫进入一所学校，其校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似乎既了解俄罗斯社会，也了解男孩们的天性。这名学生头脑敏锐，却爱幻想、性情纤弱；在这所学校里，恶作剧并不必然以隐瞒收场。犯了错的男孩可能主动认错；教师可以严厉回应，但他的态度会鼓励犯错者改正过失，而不是陷入羞耻。他所强调的不是一份行为禁令清单，而是智慧的培养——在他看来，只要男孩认真努力变得聪明，愚蠢便会减少。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并未把这一原则误解为禁止玩耍。他认为，男孩的淘气有益，因为这能揭示表象之下的本性。他也不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学生。能力有限的男孩只留读一个学期，而有才能的学生则接受更长的课程；被选入高年级班的学生还要额外接受一段时间的教育。这种区别并非仅仅关乎学业。只有在高年级班里，教师才要求学生具备成熟品质，而其他教师往往过早提出这些要求——能够承受嘲笑而不报复，控制脾气，不理会愚人，并保持尊严与沉着。

他的教学将知识传授与公共生活的准备结合起来。他挑选有助于培养良好公民的学科，坦率谈及年轻人将要面对的悲伤、诱惑与困难，并努力让最年幼的听众也能理解课程的精神。因此，学生在离开教室之前，便被要求设想自己未来的责任。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常以这样的方式召唤学生——跌倒后继续前进，正面迎接困难。他昔日的学生深深记得他的鼓励，以至于他去世后，他们仍在他的生日举杯向他致意，并掩藏随之而来的泪水。

高年级课程旨在培养的不只是聪明的学生，更是能在压力下采取行动、沉着稳健的成年人。叙述中描绘的毕业生，能够在棘手的官场处境中保持冷静，并抵制贿赂和不法行为——一些年长者有时会屈从于这些诱惑。他们应当了解生活和人的品性，坚持正道，并对抗不法之徒。对季恩季耶特尼科夫而言，进入这个令人向往的班级，意味着可以继续接受他已开始珍视的教育；然而，他晋级之时，也恰逢这场教育的核心人物离去。

教师去世与领导层更替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去世时，季恩季耶特尼科夫刚被调入高年级班。这个时机使他的死既是个人打击，也骤然改变了学生的前途——他终于达到自己期盼的位置，却发现赋予这个位置以意义的教师已经不在。接替校长之位的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他把男孩们坦率自然的举止视为纪律不足的证据。他宣称，与良好行为相比，进步和才智无足轻重，并施行了一套依叙述者看法更适合成年人而非男孩的规矩。

继任者的政策造成了与其宣称目标相反的结果。白天的克制成了密谋的掩护，秘密恶作剧愈演愈烈；到了夜里，学生们则陷入性行为不端。学校过去曾借助玩耍来了解学生，如今禁令却促使他们把行为转入地下。这里呈现的变化并非纪律简单松弛，而是脱离信任、智慧和教师对年轻人品性的理解之后，纪律本身的失败。

缺乏生气的课程

领导层的更替伴随着课程的转变。新教师带来了新的观点和大量术语，以严密的逻辑次序讲授学科，热衷于现代发现，也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然而，叙述者将方法与新奇的展示，同教学缺乏生气形成对照——在他们手中，学习的语言似乎僵死无生，而非具有塑造作用。随着对权威的尊重日渐衰退，学生们给教师起了“老费奥多尔”和“老顽固”之类的嘲讽绰号。惩罚与开除接踵而至；短短几年之内，学校已经面目全非，熟悉其往日风貌的人几乎认不出来。

季恩季耶特尼科夫没有加入同伴们夜间放纵的行列，也没有跟着他们嘲弄自己视为神圣的事物。叙述者坚持指出，尽管他爱幻想，却仍保有道德感，无法偏离正道。但道德上的坚守并未给他的抱负提供施展的途径。听着教授们在讲课时手舞足蹈，他便想起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从容地让人理解自己的本领，并为失去的一切感到悲伤。

学科范围广泛，并未弥补有意义的教学所遭受的损失。季恩季耶特尼科夫听了医学、哲学和法律课程，也听了一门内容繁多的通史课；三年之后，教授却只讲到导论，以及若干自治的德国城镇的发展情况。这些材料在学生脑海中只留下形状模糊的团块。他说不清教学应当如何进行，却知道这绝不是教学；回想起昔日的老师时，他会悲痛至极，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季恩季耶特尼科夫的影响

因此，学校的转变给季恩季耶特尼科夫留下了一份矛盾的遗产。他避开同学们的不端行为，守住了道德准则，却也失去了那种要求严格而又通俗易懂、曾激励他奋发向上的教育。这一损失尤其重大，因为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曾训练学生追求艰难任务、经受挫折，并在内心为投身公共生活做好准备。他去世后，学校依然提供了离校就业的道路，却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塑造判断力与品格。

随着学业接近尾声，季恩季耶特尼科夫告诉自己，学校不过是准备阶段；真正的生活将在公务部门开始，他期望在那里找到施展行动的空间。他前往圣彼得堡，与一群因前程晋升的希望而被吸引至此的年轻人会合。这种期待并不能弥合此前的断裂——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教育转向继任者的统治，已经表明一所学校可能保留其正式架构，却失去赋予它生气的目标。这一段经历为季恩季耶特尼科夫日后的失望提供了成长背景，但并未暗示他对道德的坚守本身已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