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亨利·德弗罗一世

威廉·亨利·德弗罗一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一名与情感保持距离的父亲，也是一个精心维持的知识分子权威最终为哀恸所动摇的人。他的故事由两场埋葬串联起来——年轻时，他为儿子的第一只狗雷德挖掘墓穴；几十年后，儿子想象他看着自己埋葬另一只心爱的动物。在这两幕之间，德弗罗凭借文学成就建立的事业，一再让思想与声望横亘在他和至亲之间，直到晚年一次愧疚的坦白，带来一段并不圆满的亲密时刻。

身份与背景

德弗罗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学者，在新批评渐渐过时的年代辗转于各所大学之间。他接受受人尊敬的客座教授职位，任期通常为一两年；这些聘任让他教学负担较轻，而各校则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时间和支持。他的妻子也是英语教授，作为聘任安排的一部分受聘，并承担完整的教学工作。一家人先后住在大学所有或邻近校园的房子里；儿子九岁时，他们已经搬进第四处住所。

他的职业天赋之一，是给人自给自足的印象。一张年轻时的德弗罗的照片，显出一个似乎不需要多少帮助的人，尽管他的妻子曾阅读、讨论并编辑他的第一本批评著作。她的贡献只在书末细小的印刷文字中得到简短致谢，与机构支持和资助并列。这本书为他确立了声誉，此后的职业生涯又带来更多学术著作和广泛认可。晚年，他有时被称为美国文学理论之父；一部关于二十世纪作家的文学回忆录也入围一项重要奖项的最终候选名单。然而，这种光鲜的公众形象，并未呈现儿子对父亲更私密的记忆——一个穿着破旧便鞋、手持借来的铲子、站在狗墓旁的人。

家庭生活与第一只狗

德弗罗的儿子记得自己的童年令人恼火；即使在父母于他上初中时离婚后，双方对这一描述仍都表示认同。孩子很孤独，想养一只狗。他母亲提出一个有条件的承诺——只要他不再砰地摔上纱门，她就会考虑。纱门的弹簧让它每次撞上的声音都传遍整栋房子，因此，是否能改变行为成了男孩每天都要面对的考验。

男孩有一周约有一半时间没有摔门；一周结束后的某个星期六早晨，德弗罗一声不响地出门，没有解释自己要去哪里。回来时，他车里带着一只狗。孩子想象的是小狗，或一只年轻活泼的伙伴；但这只狗是一只年老、毛色呈铁锈红的爱尔兰雪达犬，毛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安静得几乎像一幅肖像。它原属于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那位教授最近住进了疗养院。这个选择符合禁止养宠物的大学住宅规定，却与男孩想象中的宠物相去甚远。他给狗取名雷德。狗刚到不久便死了，德弗罗亲自挖了墓穴。这一幕成为家庭共同生活中一个格外具体的记忆——与父亲职业生涯中的许多事情不同，挖掘这项工作并非从印刷页面上开始。

后来，报纸刊登了这段狗的故事，引来读者询问更多关于德弗罗的事。他的妻子反对这种叙述，认为它不公平地描绘了他；读者则同情这位努力取悦固执孩子的父亲。不同的解读反映出家人对他的种种版本——备受赞誉的学者、令人失望的丈夫，或是一位父亲——他勉强试着表达善意，而这种努力在一个艰难的下午里变得最为清晰。

事业、疏离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危机

雷德下葬后，德弗罗接受了威廉·亨利·德弗罗复课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正教授职位，结束了儿子童年时期的四处迁徙。学校为他提供一套有补贴、步行即可到达的公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格外优厚的薪水、一把声望卓著的讲席，以及有限的课堂教学任务。他编辑一份学术杂志，主管一项图书馆藏书项目，还让研究助理处理许多工作，包括给他每年教授的本科课程评分。他的公开职责主要是继续发表学术成果，并感谢支持他的机构。

然而，在他第一学年九月学期开始时，德弗罗发现自己无法讲授一堂熟悉的课。面对学生时，他脑中一片空白，说不出一个相关的词。他走到走廊，讲课内容这才重新回到脑海；为了以防万一，他把开场几句话写在纸巾上。回到教室后，纸上的字母甚至仿佛乱成一团；他无法理解它们，只好取消课程，请学生星期四再来。这一事件颠覆了与他学术成就相伴的自信——他的困难并非准备不足，而是突然丧失了说话和理解的能力。

多年后，他把这件事讲给儿子听，称之为灵魂的危机，显然希望借此把年轻人的烦恼放到更广阔的人生背景中。然而，故事总是偏回德弗罗的薪水、声望和最终的成功。他讲述自己如何克服危机，并有力地讲授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但重新掌握职业上的自信，并未让他更敏锐地理解眼前这场谈话。儿子意识到，即使父亲看似在和别人交谈，他往往其实是在自言自语。

回到雷尔顿与晚年的坦白

德弗罗回到雷尔顿时，查尔斯·珀蒂已经追求叙述者的母亲很久了。看到这对重逢的伴侣终于在一起，珀蒂才明白自己的希望落空了。德弗罗几乎没有帮他，这也符合儿子的回忆——他见过父亲做过最实在的体力活，就是为雷德挖墓。珀蒂还说，德弗罗经常哭泣；儿子起初很难将这番话与父亲克制、讲道理的作风联系起来。

近十年后重逢，两人都觉得尴尬。德弗罗明显老了，父子握手问候后便陷入沉默。他们在家中相见，德弗罗在妻子读书时坐的椅子上打盹。儿子看见自己记忆中的父亲与眼前的老人之间的距离，却不知道该如何弥合。正式地互报姓名并未开启轻松的交谈；他们共同的过往留下的沉默，多于熟悉。

在旧游乐场，德弗罗试图以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宽慰儿子。他讲述时从那场危机一路岔开，谈起自己优厚的薪水和学术成就。随后他说，自己最近开始重读狄更斯；过去他长期批评这位作家的作品矫情，常常令人难以忍受。如今他感受到小说中一种自己从前的评判所忽略的力量，并觉得自己或许得罪了这位作家。儿子被这番坦白触动——父亲认为自己对狄更斯的评判有错，却没有将愧疚放在对家人的伤害或缺席上。说着说着，德弗罗开始哭泣，无法把原本要说的话讲完。对儿子而言，这成了他们最接近亲密的一刻——不是通过交谈达成和解，而是父亲的情感克制终于出现裂隙。

死亡、遗产与最后的呼应

德弗罗在七月中旬安静地去世，身着仿佛要去参加教职员会议的衣服，端坐在自己最喜欢的阅读椅上。他穿着粗花呢夹克、灯芯绒长裤和牛津布衬衫，手里读着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妻子以为他在打盹，没有打扰他。那副沉着的学者形象仍然留存，而他手中的书让人想起那次令他最接近儿子的坦白。

这场死亡对儿子的冲击，远超他的预料。他得出的结论是，德弗罗的学术修养帮助他与令人不安的个人真相和恐惧保持距离。父亲能够深切地感受，但那些情感似乎并未与周围的人际关系明确相连。与此同时，妻子似乎终于摆脱了尽管两人分居、她却一直履行的责任，转而整理他的文稿。她发现两百页小说手稿，是他近二十五年前写下的。儿子此前已经见过这份手稿——他英语系的同事把它转交给了他；他拒绝重读，让她感到失望。他们对这一发现的不同反应，显示德弗罗的生活有多少仍与写作紧紧相连，甚至在他死后依然如此。

后来，儿子与莉莉和安杰洛从医院回家后，奥卡姆死了，儿子把它埋在树林附近。他想象德弗罗正从后露台看着自己，两人相隔约五十码。儿子手上起了水泡，衣服也破损了，这让他想起当年埋葬雷德的情景；他明白，父亲一定会在意这两件事的相似之处，也许会把它看作儿子终究与自己相像的证明。这场想象中的对话依然带着诙谐，并未通向和解——儿子指出，自己不必借铲子。由此，德弗罗留下的影响并非一则简单的教训，也不是一段得到修复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似之处——儿子只有在重复父亲少有的实际关怀之举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