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门教复兴主义

在天堂的旗帜下

摩门教复兴主义认为,基督教原初的教会已经失落,必须通过新的经文和神圣启示予以恢复。在此处所述的叙事中,复兴既是重新获得真理的承诺,也是反复发生的权威之争——约瑟·史密斯声称要恢复世上唯一真实而活着的教会,这一主张帮助界定了一个蒙拣选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启示仍有可能继续出现,也会引发相互竞争的先知和新的宗教运动。

恢复原初教会

约瑟·史密斯教导说,耶稣基督被钉死后,基督教会便走上了歧途,这种偏离被称为大叛教说。在此处所述的叙事中,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教派——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义都被视为原初教会已经失落的证据。《摩尔门经》提供了纠正之道,它被描述为一部更新的圣约,补全并阐明了神圣历史,并帮助恢复基督真正的教会。

恢复教会的主张在归属与排斥之间划出了鲜明界限。《摩尔门经》将人类描绘为分属羔羊神教会和魔鬼的教会。在这一框架中,宗教归属不只是教义差异;它把人们置于彼此对立的道德阵营。该书以美国为背景,进一步凸显了这一主张的独特性——耶稣基督复活后曾向新世界的人们显现,而复兴教会的历史与未来都与美洲大陆紧密相连。

经文、启示与先知权威

复兴也意味着经文并未封闭。该书描述了一种以人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为基础的信仰,约瑟·史密斯教导追随者寻求个人感悟,以指引生活。启示不断揭示原则和诫命,有时还会修订或取代先前的指引。这些启示被汇编在《教义和圣约》中;该书称,在某些方面,这部经典后来变得比《摩尔门经》更为重要。

这种开放性造成了权威问题。如果信徒个人也能得到启示,与约瑟·史密斯的启示相左的启示便可能挑战他的权威。1830年,也就是教会注册成立的同一年,他宣布,除他以外,无人获任命为教会领受诫命和启示。然而,直接与上帝沟通的吸引力仍然存在——一些追随者继续信赖个人启示,包括涉及教义的启示。这种冲突根植于制度本身。复兴承诺人能够接触神圣真理,但维持机构团结则取决于谁的启示才算数。

蒙拣选的人民及其边界

复兴教会的信息也是一项集体使命。约瑟·史密斯教导说,圣徒是上帝拣选的人民,是以色列的后裔,在末世和为基督再临预备大地的过程中肩负重要使命。这种身份能够团结信徒,却也使他们区别于不接受其主张的人。在密苏里州杰克逊县,圣徒坚信当地土地是上帝指定的锡安之地,却遭遇了当地人的猜疑和抵制。他们人数日益增加、购置土地、在共同体内部进行商业活动并结成集团投票,加剧了原有居民的担忧;他们自认拥有神授权利,更使双方的分歧加深。

同样鲜明的划分也可能把异议变成一种道德类别。约瑟·史密斯关于自由选择权的教导,将人描绘为在主与邪恶之间作出选择;但该书强调,选择站在圣徒对立面的人并不因此理应得到同情。在后来的原教旨主义环境中,背教者可能被描绘得比外人更加邪恶。例如,科罗拉多城的居民不得看电视、读报纸,也不得联系联合努力计划之外的人,包括已经离开该宗教的亲属。德洛伊·贝特曼讲述了人们秘密安装卫星天线、在反对看电视的布道后将其丢弃、后来又逐渐重新安装的经历,显示禁令与日常诱惑如何反复冲突。

共同体与家庭生活中的权威

复兴主义理想既可以体现在经文中,也可以形成制度。该书将约瑟·史密斯领导下建立的纳府描述为拥有特殊主权权力的神权公国。纳府特许状赋予这座城市独特权利,而史密斯既领导其政府,也指挥纳府军团。这一例子显示,恢复神圣权威的主张能够塑造公民和军事权力,而不仅是宗教崇拜。

该书还区分了它所描述的摩门教中较为广泛的父权秩序,与原教旨主义共同体实行的更极端控制。只有男性能够持有圣职和教会权威,包括先知职位;先知则被视为获授权领受启示、为信众制定行为准则的人。在科罗拉多城,这种控制延伸至家庭关系——贝特曼停止参加圣职会议后,鲁隆·杰夫斯下令把他的妻子和孩子转交给另一名男子。两位妻子都拒绝离开,她们与大多数孩子一同跟随贝特曼离开了共同体。这一事件具体呈现了宗教异议所攸关的事——围绕先知权威的争端可能演变成对家庭归属和控制权的争夺。

分裂与持续的复兴主张

限制启示并未终结人们提出新的先知权威主张的可能性。该书将个人启示的延续与1830年以来约两百个摩门教分支团体的出现联系起来,其中包括联合努力计划共同体,以及被称为奥尼亚斯先知的罗伯特·克罗斯菲尔德的追随者。丹·拉弗蒂与后者有所关联。这一模式显示,分裂并非只是背离复兴主义;人们也可能因坚信现存教会本身已背离神圣真理而走向分裂。

丹的论点说明,复兴主义思想可以与反抗国家权力结合起来。他援引经文主张,政府无权要求人们申请许可证、纳税或提供社会保障号码,并把这些要求视为对个人生活的非法控制。在另一种情境中,关于原初教会遭到败坏的观点,也推动了他拒绝接受现代教会制度。该书叙述他后来的信仰时,仍保留了上帝的儿女与魔鬼的儿女之间鲜明的划分。在审判中,加德纳医生区分了罗恩·拉弗蒂的启示与他人共有的宗教背景和精神病性症状,同时也描述了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症状。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共同信仰能够解释暴力;它凸显了该书关注的问题——考察宗教主张、个人心理和共同体认可时,必须避免把它们混为单一原因。

因此,摩门教复兴主义并非一套制度结局已定的单一教义,而是人们反复尝试在当下重新获得神圣权威。复兴经文、蒙拣选的人民和持续启示的承诺,能够支撑强有力的宗教身份;同样的主张也可能引发冲突,争论谁代表上帝发言、共同体的边界在哪里,以及个人或机构能否拒绝先知的命令。